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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
作者：岱峻
内容简介
★余英时、王汎森、王明珂、罗志田 热诚推荐 ★许倬云 感慨作序：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百余幅珍稀照片再现学人风采，第一手资料讲述家常琐事、私情恩怨，真正做到图文并茂 ★为山坳上的学术殿堂立碑 为凄风苦雨中的学人塑像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可谓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本书以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撤至四川李庄时期的故事为重点，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昔日生活宛然眼前，人物性情跃然纸上，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 作者治学勤谨，爬梳史籍、钩沉史事、探访史迹，还原史实。材料丰赡，视角独特，往往从平凡琐事切入历史肌理，把社会生活与学术思想巧妙地勾联起来，呈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书行文平易，故事生动，并配有大量罕见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序
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
我是中研院在台湾录用的第三代：在南港的前辈，都是我的师长，对我教诲之恩，终生不忘。后来回到大陆，拜见留在大陆的前辈，他们也都厚待如子弟。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至于感慨，缅怀中研院创业之时初，人才鼎盛，风云际会，不过数年，就成绩沛然。如果没有后来几十年的变故，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可达何等境界？
本书最后一章，讨论胡适与李济二位对于学术发展观点的歧义，也值得我们深思。胡先生乐见中国在学术上有人（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崭露头角。李先生则关心，如何在中国有一个发展学术的良好环境，他尤其盼望，中国人的学术工作，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和干涉。李先生的意见，应当是我们努力寻索的理想境界。
许倬云于匹兹堡
2012年5月4日
前言
衣冠之谓，亦代指文明。《左传》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民国历时甚短，仅三十八年，极盛期即战前的“黄金十年”。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有人这样评价中研院全盛时期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项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人文研究，集中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在战前的十年间，组织了十五次河南安阳发掘和三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一千四百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进展；在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开始了现代化的语音实验与分析……1932年3月，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与史语所性质相关，人员交合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是展示科学与文明的国家“名片”。与史语所、中博院往来密切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建筑史料收集整理与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研究的摇篮。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研院也开始了“衣冠南渡”的文化西迁。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等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学术史也是学人的历史。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成、李方桂、梁思永、芮逸夫、曾昭燏等，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又是祸福与共的朋友。1949年以后，这批人分崩离析，或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或到了海外。曾经的道路共同走过，日后的命运全然不同。
2000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村庄——李庄，走进民国学术史。当年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李庄记事》。2004年，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出版，李庄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亮点及新的人文旅游地，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的称号。此后，我的写作由先前的盲人骑瞎马，单兵独打，开始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众多学者的支持。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的平台。台北的“中研院”，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授权允准我在书里使用一批历史图片。中研院故旧何兹全、梁思永的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生前曾接受我的访谈。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与我成了忘年交，各方面都对我帮助极大，谨此致谢。内子冯志，一如过去，参与了本书的采访、录入与整理，对笔者时时有温存且严厉的批评与建议。
近年来，除再版《发现李庄》，我又相继出版《消失的学术城》和《李济传》。如果说《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是各有侧重的群雕，眼下这本书则是一座座独雕；如果说《李济传》是全传，是整本戏，这本书里的十二篇文章则像短篇小说写人记事的“横切面”，是十二出折子戏。笔者在叙述人与物相对完整的同时，着重选取不为人知的材料，梳理出蕴含其中的玄机。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在情感上却割舍不掉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傅斯年在大炮一样威猛的外表下，对属下，对乡民，尤其是对家人是何种态度？他去世后，又给家人以什么样的影响？
“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赍送。”生于富贵之家的庄子，在战国时沦为社会底层，造就了敏感的心灵和对命运的深切体悟。集美貌与才情于一体的林徽因，原为北平知识人沙龙“星期六俱乐部”的主角。冷冰冰的骄傲，光芒四射的滔滔不绝，在让男人倾倒的同时，也让女人不快。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场景变换的“太太客厅”会不会也因此改变林徽因？
曾昭燏可谓李济的“红颜知己”，1949年前夕，两人何以反目成仇？在其后的岁月中，曾昭燏与政治走得很近，“革命”得很彻底，但后来何以竟选择“自灭”？夏鼐最终执掌大陆考古学的帅印，他对老师李济曾经重拳出击，这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难言之隐？李济浮槎于海，到了台湾，依然直道而行，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台。他与胡适的共事与交往中，有哪些相济，又有哪些不适？在一些人际关系的背后，又有哪些思想与观念上的龃龉？中研院的孑遗傅乐焕、胡厚宣、逯钦立、游寿等，他们曾经的悲欢、歌哭，以及生命走向，凡此种种，笔者皆欲一探究竟。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钱穆在1949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且移作笔者为先贤立传的源动力。
本书对各位尊贤或研究先进，皆直呼其名，非为不敬，谨仿史例，祈读者鉴。
图片均在每篇文尾注明出处，但也有极个别照片采自网上，难以确定摄影者或原所有人。恳请知情者联系本人，将根据有关规定支付报酬，并在本书再版时注明。写作本书虽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仍不免错讹，祈读者教我。（电子邮箱chendaijun0109@126.com）
岱峻
庚寅年正月
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
一
1948年9月，“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邀请新当选的首届院士到南京参加第一次院士会议。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有的当选院士是在炮火纷飞中从东北、华北坐船到的南京。尽管一路上担惊受怕，但多数人的情绪未受大挫。
中研院是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隶属国民政府，首任院长蔡元培。总办事处在南京；设在南京的还有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 自然历史博物馆、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会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设在上海的有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设在北平的有心理研究所。
1930年7月1日，中研院首届院务年会。
截至1948年9月，中研院共召开了三届评议会，遴选了第二任院长人选，设立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奖。1948年春，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了中研院首届院士，完成了以院士为主体的国家科学院体制建设。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首届八十一位院士名单，皆为国中望重之士。数理学组有微分几何的开拓者苏步青，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陈省身，国际公认的数论权威华罗庚，在临床生化、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吴宪，有机化学的微分析奠基人庄长恭，对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贡献卓越的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健、章鸿钊等，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的创始人竺可桢，中国最有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研究制碱堪称世界一流的化学工程师侯德榜等；生物学组有我国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以研究麻黄素闻名的陈克恢、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人文组有胡适、陈垣、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郭沫若、萧公权、钱端生等，其中史语所入选的有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家李方桂、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梁思永的二哥、建筑学家梁思成亦同时入选。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八十一位院士有五十一位出席。身披黑色大氅的蒋介石在阴雨蒙蒙中赶来主持典礼，政府要员何应钦，应邀嘉宾南开校长张伯苓、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等相继莅临。会场布置简朴，未摆设鲜花，天气阴沉，亦未开灯。此次民国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盛会，颇有些“美人迟暮”的况味。
朱家骅宣布开幕，“蒋总统”训词后即退席。朱家骅致开幕词。院士代表翁文灏、张元济和胡适相继发言。八十三岁的张元济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大半生主持商务印书馆，被誉为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第一人”。他对硝烟弥漫的国共内战忧心忡忡，认为阻碍了建设与学术之发展。他说：“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这番话使在场者相顾失色。胡适温和的发言有调节气氛的作用，他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胡适所说的年轻算学家一位是三十七岁的陈省身，一位是三十九岁的华罗庚。
当晚，举行盛大宴会。据史语所考古组石璋如回忆：
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讲演大厅去……1
那道惊雷仿佛是不祥的预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首届院士会议闭幕前，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济南的防守战中溃败，防线退到淮海地区。朱家骅预感到下一步的战局将持续恶化，长江天堑难恃，宁、沪抑或不保，于是考虑再度将中研院搬迁到安全地区，初定的目标有广州、桂林、重庆和台北四地。他曾以中研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的身份“视察台湾教育”，确定应变策略：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院所和专家教授等。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胜败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骅出面，在南京鸡鸣寺一号中研院总办事处连续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会议，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与会。最后商定了以下几项紧急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研院的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装修房屋的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二是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再伺机南运；四是搬迁经费，一个月前国民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提拨了四百万圆供中研院使用，决定用这笔钱作搬迁经费。随即，朱家骅以教育部部长之名义，任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1948年，中央研究院部分首届院士合影。
九华山物理所工地，寄托着国民政府建立核科学的梦想。1946年年初，美国宣布将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试爆原子弹，朱家骅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前往参观。参观后转往美国本土，设法购买近代物理研究所需的图书、仪器和设备。赵忠尧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助手，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抗战中回国，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作为观察员在比基尼群岛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后，又到美国的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了解核物理实验的新进展，并做一些研究工作。1948年院士选举告一段落后，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急于赴美考察原子能，寻求技术奥援。但不久国民政府江河日下，萨本栋也在1949年1月31日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国的赵忠尧决定不去台湾。其间，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发来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却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后来他返回中国大陆，成了中共核弹研究的领军人物。这是国民党政权送给新政权的一份厚礼。
1948年秋冬之交，国内战争的焦点逼近长江，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纷纷南迁。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李先闻院士率家人先行离去。行前，他告别同人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走，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只是改朝换代，共产党来了也同样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离开。其实，他的走是为了去台湾研究热带植物，他在台试验推广甘蔗的新品种已有数年，被台湾人誉为“甘蔗之神”。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南京的私宅召开谈话会，研究文物去向。与会者有故宫博物院和中博院的理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徐森玉、杭立武等人，会议作出了选择精品文物运台的决议。初定精挑文物600箱，后扩大挑选范围，选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与会者还提出利用此便，将史语所和数学所的图书、文物和仪器一并迁移到台湾，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铜器、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七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和中西文图书约十五万册，装了两千多箱。所有物资，分三批陆续运往台湾。12月22日，国民党海军首次派出中鼎轮装载文物起航， 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于28日抵基隆港。1949年1月6日，运载文物图书资料的海沪轮起航，9日驶抵基隆港。
核物理学家赵忠尧院士。
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文物图书运台的消息后，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我们严厉地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选择弃暗投明的郭宝钧，也坚决反对文物运台，他后来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这样写道：“……反动派已密谋逃窜，将古物、记录、正稿、图版等，皆劫运往台湾……我相信在不远时期，定能将这批宝贵遗物，重运归来。”2
在这转轨易辙之际，史语所人心惶惶。1948年11月15日下午，傅斯年主持召开了所务会，夏鼐在日记中写道：“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也不鼓励同人及眷属避难离京。至于迁都问题，须由最高当局决定。又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两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仅能算半个。故傅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中研院即在共党之中亦必存在。惟史语所与社会所必须改组，语言及考古尚可仍旧，历史组必另派一唯物史观者来主持工作云云。”3对于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史语所，傅斯年也曾一度灰心。陈槃回忆：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 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
位于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4
历史组青年学者王叔岷在渡海前夕写下自己的感受：
史语所连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珍贵文物搬运上船，由下关出发，驶往台湾，茫茫沧海，碧鸥绕樯翔舞，久久不去。去乡之情，情何以堪！因思孔子乘桴浮于海事，占此绝句：
急遽传桴满载行，千年文物系儒生。
碧鸥何事随樯舞，沧沧茫茫去乡情！5
史语所大部分人已迁台，傅斯年又临危受命，负责抢运平津地区的一批学人。当时运输工具十分紧张。1948年11月10日，傅斯年直接面陈蒋介石。蒋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共同负责。当时他们商定，要接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研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史语所秘书那廉君见证此事：
1948年末，北平局势紧张，孟真（傅斯年）先生那时在南京，千方百计联络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仁早已到了台湾……
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钱思亮、陈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数是知名学者。6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的第一人，1948年年初，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其南下。但胡适以忙着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为由，迟迟不肯动身。此后，蒋介石多次亲自打电报催促，最后关头，胡适才逃出北平。12月17日，在南京的中研院礼堂，胡适出席了北大同学会五十周年校庆大会，会上，胡适失声痛哭，自责不已。次日的《申报》报道：“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难。……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词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7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一派死寂。胡适与傅斯年相守度岁，置酒对饮，瞻念前途，潸然垂泪。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钜艰”。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在前，那廉君随后，相继走出史语所的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
被列为学人抢救重要人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离开北平后先到上海，后留在广州，再没有继续南下。
“弃暗投明”，是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开宣称。他反对迁台，主张留守南京。1948年11月30日，他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就提出，“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12月9日，朱家骅主持临时院务会议时，陶孟和汇报说，社会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朱家骅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借口，否定陶的意见。陶孟和针锋相对，批评朱家骅推翻社会所多数人不同意搬迁的决定，是置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于不顾。朱家骅下令陶孟和率社会所迁桂林。陶孟和置之不理，既不组织迁桂林，也不作迁上海的准备。陶孟和患有心脏病，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主持所务，他给所里工作人员打气，对大家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946年，胡适及儿子祖望（右一）与傅斯年（左一）。
1949年1月，上海祁齐路的在君馆，中研院将南京和上海各研究所的人员、仪器、图书等集中起来准备搬迁。此时，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国共又重启“和谈”，不少人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朱家骅商请其他各所搬迁。当时除社会所明确反对以外，其他各所的领导层都同意搬迁。不过，他们选择搬迁的地点不是台湾，有的决定迁移重庆，有的准备迁移桂林，还有十分之一不到的研究员、行管员及其家人，共四十余户，集中在上海，观望时局。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据次日的《申报》报道，政府职员凡是不愿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金圆券五百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发疏散费三百万元；愿意随政府南迁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三十万元。4月24日，代院长朱家骅召集院务会议，会上，中研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情况很快生变。就在朱家骅南下广州期间，原来愿意撤退迁台而集中在上海的中研院人员有四十余户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大陆。除了史语所和数学所外，所有的研究所都拒绝迁台。
地质所所长李四光与朱家骅的关系融洽，同是地质所创办人。1948年2月，李四光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朱家骅要求地质所南迁广州，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以国民党部区部书记之身，服从了这一决定。但研究员许杰、赵金科等密拟了《反对搬迁誓约》，签字者达十一人，并密告在英国的李四光所长。1949年1月末，李四光给俞建章发来专电，他认为搬迁“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4月初，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出席布拉格“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签署请他“早日归国”的邀请信。他遂下定了决心。
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曾亲自在南京北极阁主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着力推进国家气象事业建设。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气象学成为迅速实现本土化和体制化的代表性学科。竺可桢自1935年起担任中研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院士。除了任职中研院，还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去留之间，他的选择当然与学校和志业连在一起。1949年1月8日的《申报》曾报道过一篇记者对他的访谈：
我于是动问他对于万一应变的方案，他说：“我们没有因着时局紧张停过课。我们定一月中旬起大考，考后放寒假三星期，功课不及格的须补考，大概要两星期。则优良学生可获三星期的休息，功课不及格的学生仅有一星期的休息，学校根本不打算搬，教育部没有指示，搬学校不是件易事。”8
史语所整体迁台，也有一批人选择留下，其中不乏傅斯年的亲朋故旧。
傅乐焕是傅斯年一手栽培的侄子。自1932年考进北大就常随侍伯父左右。北大期间，他写出《宋辽交聘史研究》《论今存宋人使辽的几种记载》《宋辽高粱河战争记疑》《宋朝对外失败的原因》等论文。内举不避亲，1936年傅乐焕考进史语所，从1939年的助理员到1943年升为副研究员，也为伯父争足了面子。1942年以前，傅乐焕的主要精力在修订大学撰写的长达十万余字的论文而成《宋辽聘使表稿》，纠正了前贤及日本学者许多错误，“对了解辽的疆域和地理极有参考价值”。傅乐焕学术眼光开阔，文章论证细密，是史语所标榜新史料、新学术的范例，荣获了中研院“杨铨学术奖”。1947年，在伯父的资助下，他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以往给伯父的信，他只谈学问、家事和所务，从不涉及政治。1948年4月3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91949年10月28日，傅乐焕给已去台的妹妹傅乐涓写信：“……如能找到事先做着，如有宿舍，应即迁往，不应再多累大叔。”10从信上看，他已下了中断与伯父思想情感上联系的决心。
弟子邓广铭回忆：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
他（傅斯年）1949年初去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11
考古学者夏鼐是傅斯年最倚重的人，自1947年即代理史语所所务。1948年3月21日，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12大陆易帜前夕，夏鼐屡屡得到赴台的函电，他的抉择是：“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13
语言学者丁声树的书箱已先运到台湾，但因夫人反对，也就没有渡海。14
1949年12月18日，共军的炮火已威胁到成都机场，蒋介石不得不在匆遽之中搭乘专机离开。同天稍早，朱家骅率国府行政院官员飞离成都抵达台湾，继续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代理中研院院长。
随“国府”到台的院士只有九位：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朱家骅、李先闻，另外去了美国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十二人，其余五十多位院士留在大陆。中研院共有五百多人，除了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三个单位共五十余人以外，其余各所全都留在大陆。史语所原有四十一位研究人员，也仅二十位去台（另有两位赴美）。数学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员十八位，去台的也仅四位研究人员和一位行政人员，所长姜立夫完成播迁任务后，坚辞所长之职，返回广州任教职。
二
1949年2月南京，国民党军准备乘船南撤。
1949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一周年，留下来迎接新生的一批研究人员在上海筹办了最后一次纪念会。此时的中研院暂时处于管理的真空状态。会议因等候军管会贵宾光临，推迟至九点以后开始。走进会场的是一身戎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及其随从。
会议正式开始，先是竺可桢发言，报告中研院的历史，述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讲了大约半个小时，颇有些山高水远的意味。余下时间，是陈毅将军作报告。一个小时后，宣传部冯定讲了贯彻陈毅报告的意见。这些内容，浓缩在竺可桢当天的日记中：“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15
6月17日，中研院被军管会接收。18日中研院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的改造。9月16日，气象学家竺可桢、社会学家陶孟和、物理学家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旅居海外的学者赵元任等，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6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之下设“科学院”，为负责组织全国科学工作的行政部门。11月1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在北京成立。首任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另外三位副院长分别是原中研院地质所所长李四光、社会所所长陶孟和、气象所所长竺可桢。中研院各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等单位，被整合到新成立的中科院下设的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十五个研究单位。原中研院的所长分别就任中科院部分研究所的所长，赵九章为地球物理所所长，吴学周任物理化学所所长，周仁任冶金陶瓷所所长，罗宗洛任植物生理所所长，王家楫任水生生物所所长，冯德培任生理生化所所长……
李四光还在英国。1949年12月，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起程秘密回国。1950年4月中旬莅临上海，中科院华东办事处各研究所人员热烈欢迎李四光，召开了座谈会。当时的情况，地方报纸作了报道：
下午，全体人员举行简单的欢迎会，由李亚农主席主持，他说：“我们中国科学院同人，每天都在热烈盼望李副院长回国。李副院长经过种种困难，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深恐他回国增加人民的力量，不惜勾结英帝国主义阻挠，但仍阻止不住李副院长投向祖国的热情。这是值得敬佩的。相信他回国后对国家社会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
李四光副院长报告了旅外观感后，分析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认为“为学术而学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都是过去错误的观点，唯有为全人类谋幸福才是科学家正确的道路，他的演说给大家极大的启示。17
史语所及中博院迁台，留在大陆的一些研究人员，如断线的风筝。他们与那些满怀喜悦准备大展宏图的同事相比，有些隐隐担心。
1949年10月，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文博工作归口文化部。郑振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在回中博院旧人王天木的信中，谈到对中博院的构想，及对王天木的希望。他写道：
天木兄：
连得两长信，我悉一切。关于中央博物馆事，我们的意见，都以为应该维持现状，即使暂时不能大加扩充，也绝对地不会缩小也。陶孟和先生今日南下，已将此意托他向曾小姐（曾昭燏）传达。我也许不久南下，不过，日期未能确定耳。
我现在暂时负责文物局，局分三处，一图书馆处，二博物馆处，三古物处。不仅办理行政的事务，也盼望能有学术研究的工作。也曾和孟和先生说过，托他代为邀请兄北上，在局里任事。不知兄意如何？兄对古物事业素有经验和热忱，深盼能来此合作也。我国从前的博物馆，除“中博”有新的气象外，余皆死气沉沉之古董陈列室耳。深望兄能来此，大家振作一番也。兄意以为如何？我不想把许多行政工作加在兄的身上，但望能作些领导的计划和专门的技术上的主持者。也请夏作铭（夏鼐）兄来，由他主持古物处。兄能代为劝驾否？他现在杭州浙大教书。盼能即日复我一信。
匆致，顺颂近好。
十月三十日振铎拜启
郑振铎到底书生意气，对中博院的近期打算和远期设想过分乐观。1950年3月9日，中博院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留守中博院的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四个月后，南京博物院改由华东文化部领导，改属华东大区博物馆，三年后又改由江苏省文化局领导。
在家乡温州的夏鼐，收到去台老同事高去寻的一封信，信中称：“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绝起衰者，则舍兄其谁。”他也收到了郑振铎的邀请信。夏鼐在给王天木的回信中写道：
天木吾兄大鉴：
十月廿四日手示敬悉。文汇报的南京通讯，弟已闻及，将梁三先生（梁思永）的大名写成“世镕”，未免可笑。
西谛先生（郑振铎）近有信来，说正忙着筹备文物局事，并且说到已请兄允帮忙，辅导各博物馆的事业，谅已有信致尊处，未悉吾兄已作何决定。西谛先生邀约弟去“古物处处长”，弟已去函婉辞。
前日小女来信，谓复旦与同济相邻近，得嫂夫人就近照拂，甚为感谢。
位于原中央博物院旧址的南京博物院。
尊函谓本月中旬可能来上海一行，弟因想及一事。弟去冬离京时，曾将零碎东西存放在史语所，其中有黄箱子一只，盛些不重要的中文书籍，但现在教书，也有些用得着， 当时仅有半箱的书，因以破棉胎放在上面，塞满一箱。丁梧梓兄（丁声树）离京前曾有信给我，说这些私人物品现由谢振林兄保管，吾兄如果携带方便，可否将这箱子带来上海，放在乍浦路和平博物馆，以便弟自己或派小女提取。但如果不方便的话，则不必携带。弟早晚要到南京一次，将来再设法好了。又运费开销多少，请不要客气示知，以便奉还。否则弟不敢烦劳老兄了。
曾公寄来展览“社会发展史”说明书，已经收到，但修订本尚未到，俟到后再写回售，请顺便告诉他一声。此致撰安。
弟夏鼐敬上十月四日18
观望与疑虑，是这批人共同的态度。但不久，他们相继效命新政权。
1950年7月，夏鼐来到北京，加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简称中科院考古所）。此前，他曾多次表示不想当官，只想搞业务。但他显然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新任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在信中写道：“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197月29日星期六，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出差南京，重访鸡鸣寺路中研院故地。现已是中科院办事处。他找到谢振林，会晤旧识张珏哲、赵九章、吴磊伯、傅承义、吕炯等。然后偕谢君踏上史语所旧址。人去楼空，物是人非，造物弄人！前史语所代理所长夏鼐写道：
门上招牌已经卸下，放在贮藏室中。匾阴跋语末段云：“三十五年除治芜秽，修葺户壁，一新屋宇，其年十月研究所自南溪复员，三十六年三月上此匾，集开成石经字，用祈永无播迁。”读罢不禁感慨系之，想不到三十七年即又播迁，孤踞海外，将来不知又作何归宿。所址现改归地质所及气象所借用，惟四楼及活动屋二幢仍贮藏史语所公私物件。剩余出版品颇多，中西文日报合订本、日文书籍等亦数千册。所中墙壁已多剥落，照相房为两所借用，后面库房改为工场，从前堆置陶片箱之席棚，现仅剩陶片两大堆，皆安阳出土物也。余私人所存之物，仅剩书箱及网篮，另有二皮箱（一系零星杂物如台灯等，一系十余年来所保存了私人信札及留欧所购明信片等）已经遗失，其中一箱为十余年来友人来信，失之殊为可惜。20
夏鼐领命考古所副所长时，梁思永表示：“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21履职仅一周，夏鼐就率队前往河南辉县。那次考古发掘，首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遗迹。次年春，他又风尘仆仆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证实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遗存，确认郑州二里冈是一处早于安阳殷墟的重要商代遗址。1951年10月，夏鼐马不停蹄，又赶到长沙。正当他俯下身子，潜心田野工作之时，又接到所里催促他返京的电文。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开始了第一场暴风骤雨。原中研院的旧人首当其冲，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
陶孟和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建院之初，根据分工，副院长陶孟和分管社会、历史、考古和语言四个研究所，兼任联络局局长。在他的建议下，他长期主持的原中研院社会所于1952年由南京迁北京。但不久社会学即被视为伪科学遭到批判，该学科后被取缔。后来，院领导调整分工，陶孟和分管编辑出版及图书馆工作。他在院长郭沫若的领导下，未必心情舒畅。时在中科院工作的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22
原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史语所留下来的有语言学家丁声树、马学良、周祖谟，考古学家梁思永、夏鼐、郭宝钧、胡厚宣，历史学家杨志玖、逯钦立等。
针对“旧中国的考古发掘”，郭沫若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批判文章。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23
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在1952年8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思想改造运动中群众对他提的意见：
（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4）做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24
陶孟和在中科院大会上发言。
这些意见，应该说是“温水洗澡”。但他最大的烦恼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使其难以返回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他在1952年12月31日的“总结”中说，本年“我只写了四篇小文章”。25他没想到的，这只是一个信号……
相对夏鼐，早已弃中研院史语所而投奔齐鲁大学，最后落籍复旦大学的胡厚宣，处境却更为艰难。该校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在日记中记载：
1952年1月26日，复旦大学“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成立，历史系小组由主任周予同教授任组长，胡厚宣教授任副组长。3月6日，胡厚宣交代：
我在北大、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六年。解放前买卖甲骨。史语所的甲骨只对外国人及官僚开放，而对国内学者则实行封闭，对所内人员也限制运用。我们在所内受压迫剥削，被当作工具，有时写文章只能用其他人的名字发表，我离开后傅斯年还骂我。中间我病了一年，因而发愤自己找材料。……
群众意见：
对名利批判不够。买卖甲骨获利不小，买时150万法币，按官价折合一千美元，卖给郭若愚是二两黄金，你自己还说“现在价更高”，这反映你的思想。二千片甲骨赚了多少钱？买卖甲骨的账没有算清，买卖时有没有赚钱的动机？
还说：“要是在中央研究院得意，如今就到台湾去了。”对中央研究院只惋惜自己出不了头，没有深刻批判它的反动作风。你与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怎样？……
1939年，胡厚宣一家在昆明。
4月7日，胡厚宣的“学委会历史系小组副组长”的职务被免除。4月26日，他作第二次检查：
一、出身经历：破落的地主阶级；中研院史语所七年，史语所在北大各开二小时课，目的在物色人才，因此毕业后被邀进院。因好出头，所以离院，应顾颉刚之邀就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二、思想发展：想出头的名利思想，纯学术的专家思想，受北大、胡适、傅斯年的影响。入北大时读历史系，逐渐摸着学问道路，走上古代史的道路。北大同时开古代史者有六七人，走上了研究道路。
离开研究院后，拼命出书，搜集材料，成都、平、津、沪。……史语所完全是学院式，在南京看不起中大、金大，讲史料分工，精专而狭，形式主义，纯学术，专家思想。学术无纯，事实上为反动帮闲，放弃斗争……
后虽与傅斯年决裂，但做学问路子不变。胡适宣扬美帝的实践主义，专讲史学即史料学，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属于反动性，学术中找名利，纯学术的名利思想。
三、政治认识：严重模糊。读死书，连小说都不看，丝毫不问政治，认为学术有出路，政治无出路，……对翦伯赞、侯外庐、吴泽看不起，认为他们史料全错。
四、学术观点：为学术而学术，超政治，重材料，无思想，无理论，“汉学家好名”，搞甲骨支离破碎。好名好利，得伪教育部二等奖八千元（头等奖为冯友兰《新理学》），鼓励名利，燕京哈佛学社、齐鲁特加表扬，加薪。北平图书馆代表美国图书馆买我书，每种十五部。美、法学者常来找我。有出洋梦，曾申请去加拿大，想做国际学者。买卖甲骨本来很普通，并非为做生意，是资产阶级行为，奸商行为。……
6月11日，胡厚宣再次检查，仍未过关。6月14日、16日两次会议，群众提他的意见：
对名利痛恨不够，学术政治联系不够。民族自卑感，不抵抗，投降主义。名利指导下学术思想容易靠近反动。
新考据，中研院典型奴才体系，蒋介石反动政权文教方面点缀品。胡适“江湖”，以前人已有结论，引申补译作为大文，向帝国主义御用机关看齐，“九一八”时胡适云五十年后东北中国化。“汉学”皆有政治目的，有侵略性。向之看齐，为卖身投靠。
考证考古主要为资本主义服务，在中国变为帝国主义服务，成为买办学。
6月20日，胡厚宣再次检查：
学术思想：中学封建教育，奴才买办的考古学和甲骨学，机动的浓厚名利，材料至上才能有发明，为名利而离开史语所。以上动机，本质上是反动的，买办的，近三五十年考古学为买办学。帝国主义分子在华考古目的在侵略，考古学受帝国主义指挥，殷墟发掘由中美庚款出钱，由中研院主办。……26
1954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学者”——政治阴谋家》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胡适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后台”，和蒋梦麟、朱家骅、傅斯年等反动分子，结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学阀集团，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界。……胡适的学阀集团今天不存在了，但是曾经依靠过这个集团或者为这个集团服务过的人，今天也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算这个集团的罪恶了。27
那些读到这篇文章的原中研院的孑遗们，恐怕无不心惊肉跳。郁积于心的话，终于等到了1957年。陶孟和在整风鸣放时，曾直言不讳地提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他还有过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浩劫”这类的言论。
很快，“反右斗争”形势急转直下。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顷刻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7月22日，陶孟和开始在中科院的会上批判自己：“我在《大公报》（6月16日）上发表的谈话里，可以说全篇充满了不能容忍的错误……”陶孟和还检讨了6月8日在中科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说，用“浩劫”两字形容旧社会学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28
陶孟和最终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仅为有极右思想的“内控”人员。1960年4月，他在抱病赴上海参加中科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于4月17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痛惜老同事的骤然去世，笔锋一转又写道：“在反动政府之下则他也已寿终正寝，所以他活到七十三岁高龄仍是受党之赐。”
1951年，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以论文《捺钵与斡鲁朵》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很快就从英国直接回到红旗下的北京。他早已与伯父傅斯年断绝关系。笔者听傅斯年的高足何兹全介绍，1951年，他曾与傅乐焕一起到四川搞土改，何去了南充，傅去了宜宾。估计也去了李庄。但我揣摩傅乐焕的心情定不轻松。他应该目睹或听闻李庄的一系列变化，诸如1940年接纳中研院迁到李庄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罗南陔、区长张官周等已被镇压，而他的伯父傅斯年也因脑溢血在台湾猝死……
1952年傅乐焕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此间，他与史学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后来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1966年，“文革”风暴骤至。噤若寒蝉的傅乐焕，成了中央民院首批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打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他被诬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在他的家乡聊城，受清朝皇帝敕封的傅家祖坟被炸药炸开，墓园毁损得面目全非。傅氏族人傅乐新、傅乐铜等均受到冲击。傅乐焕在遭受抄家、批斗、关牛棚等折磨后，身心疲惫。5月23日夜，傅乐焕选择了一片清凉的水域……
天之生才，既予之厚，何夺之速？
三
中研院初到台湾，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史语所考古组研究员石璋如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阳历二月，刚过完农历新年，史语所搬到杨梅。中博院到台湾之初，先租了铁路局在杨梅的仓库，中博院搬往台中之后，将原先使用的铁路局仓库让给我们。我们租下为铁路局所有、较高大的平房——仓库，作为堆放箱子的地方；民间所有、较低矮的平房——米仓作为办公兼单身同仁的宿舍。在米仓附近还有厨房，也同时在旁边设了饭厅。公家在米仓附近，与大成路、旧镇公所一带租了一批房，再加上原先的公家宿舍，作为从南京来的公务人员的宿舍。29
米仓宿舍，多是楼房，楼下老乡做生意，楼上住公务员。还有人如办事员王志维等就租住堆杂物的号房。曾有一个慈善救济团来到这里，预备帮助史语所改善住宿条件，准备拍照。有人认为已到了这步田地，有什么好照的。夏鼐日记中有高去寻从台湾带过来的一封信。他写道：“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30
20世纪50年代初，史语所同人在台北杨梅仓库前。（右起）杨时逢、陈槃、芮逸夫、李××、李济、李霖灿、胡适、萧纶徵、朱家骅、×××、李光宇、董作宾、劳榦。
研究员屈万里之妻在《怅望云天》一文中，回忆夫君一段往事：屈家收藏有一张李姓先生赠送的一幅“馈米图”，上有题诗：“天涯老去益相亲，厨冷日长怜我贫。侵晓叩关分禄米，忘他同是断炊人？”其旁加注云：“己丑岁，随孔圣公来台，遭陈蔡之厄，经旬不举火，箧藏鬻质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断贽亦数月矣！所胜者，瓮中尚储米数斗耳，既见予饥，忘己之饥，竟全举以赠，白骨而肉，盛德无以报也。”文字隐曲，说的是李某人1949年渡海来台，遭遇类似孔子陈蔡绝粮的窘境，十多天揭不开锅。屈万里自家存粮不足，但馈赠米面，舍己厚人。
于锦绣随史语所到台湾后，是第一个失去饭碗的人。他系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抗战胜利之时来到李庄，当书记员，顶替离去的书记员杜良弼。当年史语所四组研究员芮逸夫和事务员萧纶徵曾向代所长董作宾写信力荐：“于君学历高，学业优，延补杜君之缺，殊属委屈，承嘱考试成绩亦佳，至于事务室方面似可不必再试，敬乞裁决。”31于锦绣被分到史语所民族学组，跟随芮逸夫深入倮区调查，写成《大小凉山倮罗的社会阶层》一文。1949年2月1日，于锦绣接到史语所的解聘书：“顷奉傅所长面告台端已在遣散之列，自本年二月份起即停止支薪，兹列台端应得之一月份薪及遣散费，款到请查收，再本院总办事处如前有款汇奉，即在此次汇款中扣还，并希查照。”32
傅斯年的绝情无义实属无奈，他自己已是一个泥足巨人。俞大綵曾回忆丈夫傅斯年临终前：“三十九年（1950）十二月十九月，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33
1949年，傅斯年在台大校长室。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湾大学就校长职，仍兼任史语所所长。出掌台大，他广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实图书、奖励研究，奠定了台湾的学术根基。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愤慨，亲自找国民党情治部门交涉，甚至直达最高当局，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要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本校长批准。当时，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退守孤岛，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这种手续。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1949年7月11日，有人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他写道：“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在重申自己的办学原则和育人理想之后，情绪激昂地说，“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摈弃于校门之外。”
妻子俞大綵回忆丈夫：
孟真最爱才，想要发掘高才生，加以鼓励，举行全校作文比赛，颁发奖金，他亲自出题阅卷，看到好文章，便约作者面谈。
一日，他回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
孟真去世后不多日，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我接过眼镜，泪湿衣襟。刘先生临行时，我才记起问他需款若干，他连连摇着双手说：“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给我了。”……34
1950年1月23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贴出公告“致台大同事同学”，全文如下：
诸位同事先生及同学：
近日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同事同学频来问讯，敬声明如下：
一、我之身体虽坏（久患血压高），然久病之后转不以为念。绝无于此困难之时，舍同事同学他去之理。
二、去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在美开会，须国内去人方足法定人数，故曾来电约去，期为2月8日。斯年以为此时去开会，必有谣言。明知有此一行，或可为台大募几许钱，然权衡轻重，仍不去，故当时立即电复不去（来往信件均在陈秘书渝生处，愿看者可自由取阅）。
三、半年多，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其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下次校刊中登出此事有关文件）。35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素来疾恶如仇的傅斯年大受刺激，情绪失控，突发脑溢血，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当晚去世。
12月31日，是傅斯年追悼大会举行的日子，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礼堂正中，悬挂着“国失师表”的挽幛。史语所的挽联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的挽联是：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钱穆的挽联是：
文章一世人何在？
风义千秋史必存！
听说傅斯年猝然离世，留在岭南大学的同窗、姻亲陈寅恪既震惊又伤感。他以隐喻的方式述心曲，写了一首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诗，诗曰：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36
《霜红龛集》是清初傅青主的诗文集，陈寅恪借以暗喻傅斯年。他将此诗分赠故旧门生，以寄哀思。
寓居美国的胡适写信给傅斯年的遗孀俞大綵：
自从孟真的不幸消息证实以后，我天天想写信给你，总写不成！十月廿一日我发了一短电给你。……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碍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绩。这样的Combination世界稀有。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到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的办事，真不可及！
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37
傅斯年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时，台湾当局朝不保夕，无暇顾及大陆迁台的教育界、学术界人士。中研院的先生一部分被收容在台湾大学校内。要想领得一份薪水，就得教若干课程。搞研究的大都口讷，为了生计，也就只好“君子动口又动手”。研究工作却很难提上日程。
史语所迁到台湾，被安插在桃园县南部小镇杨梅镇火车站。在铁路通运公司的一座仓库里一待就是五六年。库房窗户小，闷热不通风。从李庄运回南京，从南京运来台湾的文物古董多不能开箱。图书资料也派不上用场，研究工作处于封闭状态。
傅斯年去世后，董作宾接替史语所所长职，这是代理了多年后的众望所归。他勤勤恳恳，又战战兢兢。1953年10月19日，他接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函询：“为匪区出版之《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有何参考必要？敬请查照惠复。”38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收到他的解释后，仍于10月28日呈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一级上将：“检获由香港寄台大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匪区出版之《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二本，应否准予放行，请鉴核。”39短短几行文字，背后晃动着刀光剑影。台大的学生张春树见证当年，他说：
我在台大读书四年，最大的苦事就是进图书馆借书。台大图书馆对可借可看之书刊均因政治因素严加控制，任何学人在大陆，其著作全不能看，凡有其文之学报或文集均不易看到；台大师长之著作如为早年发表，或与大陆学者之著作同在一处也都不能看到。40
董作宾年近六旬，对甲骨文的研究正值鼎盛时期。然而，这个时期董家食口众多，入不敷出。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持一个最低生活水准方面。他办《大陆杂志》，在台湾大学教书。1958年离开史语所，去了香港的新亚书院。这都未必是他真心想做的工作。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在台北病逝。
李济、董作宾在傅斯年逝世周年追悼会上。
1957年4月3日台北“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在第三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及院务报告中，总结回顾了搬迁失败的原因：
当时币值日日下泻，无法保证计划运用，达于极点。然经多方奔走设法，各机关若肯帮忙，尚不至陷于全无办法之处境。乃和谈之议，既鉴于已往西迁八年播徙所受之艰苦，复困到台后之同人，生活起居亦十分困难，安土重迁，自难免存观望之念，不立即设法启程。孰料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京沪相继告陷，本人之一切努力，至此悉成虚掷。41
这段话说得很策略，实际上是不敢正视人心向背的真实原因。
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似一柄历史长剑，切割了中研院厚重的过去，划出了一道汹涌澎湃的台湾海峡。而分置在两岸的原中研院同人，各自都会有一段泥泞。走出那段岁月，才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本文参考了李扬编著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台北“中研院”编写的《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照片由李光谟、董敏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然“一阴一阳之谓道”，夫妇协作调查效果更佳，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丈夫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苦闷和种种不适。在国外，这种事屡见不鲜，甚至单身男女同事相伴做田野调查也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况且是上世纪30年代。
1934年夏天，丁文江（字在君）就任中研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激烈反对。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汉语语言学；李方桂是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二人在国际语言学界皆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陆军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相威胁。面对两位语言学大腕的坚强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此时，他已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李方桂）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2最好的办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可这不是傅斯年的性格。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3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4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揽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为难，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了结。
1935年，傅斯年视察第十一次殷墟发掘工地。坑右站立者为董作宾，坑左戴礼帽者为傅斯年、李济（右起）。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而他也不会再提“携眷调查”旧事，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他们到了云南的路南县尾则村。那次调查的结果，马学良于1941年写成毕业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于1950年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没想到是他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
此后，赵元任也并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殊不知仅隔一年，史语所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5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此次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前后发掘了四座大墓，四百一十一座小墓，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
4月初，董作宾（字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元勋，也是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并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
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6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可事情已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 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7，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8
1932年的熊海平。
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9还引起过一场风波，他当然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诏”，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10，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11
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12所谓“风纪”事，是4月7日午餐时的一次“闹酒”。夏鼐在日记中写道：
这次闹酒，与熊海平女士的在座有关。董先生原有糠糟之妻，这次由北平带了女友来安阳玩，形同夫妇。可是王湘君背后说，这不是他的表嫂，他另有表嫂。徐中舒先生自谓是“萝卜干”。熊女士这时似在北平一艺术学院读书，酒量颇宏，大家闹着，想灌醉她，结果她没醉，别的人倒都喝得醉醺醺了。13
解铃还须系铃人。4月11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14。旋涡之中的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4月12日和13日，他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15
1931年秋，董作宾在龙山发掘现场。
为稳住阵脚，安抚同人，李济4月14日再致电梁思永，“彦堂事正设法转圜”。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业岂不中道而废？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闻讯后，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调解。4月11日，他先通过徐中舒说项：
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16
丁文江这封信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的真实原因。那时做田野，尤其是考古发掘，除了风餐露宿，生活艰苦，还得遭受地方势力官商勾结的排斥，盗墓贼的打击……所以在“前线”强调“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宾携女友的定性，“风纪”与“风气”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事关道德，后者仅涉舆情。事实上，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结婚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与前夫人协议离婚，共登声明于《中央日报》。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17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因此照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但董也许有些不便言说的原因，或双方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于是对外并未张扬，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这一来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测，引发轩然大波。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
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18
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
今天给你一个电报，请劝董彦堂勿辞。想已收到。现在我把有关系的函电都抄一份送给你，请你向彦堂解释。经过之事实本很简单。彦堂新与其夫人离婚，另外追求一个女学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济之说明，就把这位小姐带到彰德去，并且住在史语所办事处里面。孟真知道就打电报来辞职（参观原电）。
此外的事实和我个人的态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请你向彦堂说明的：
（一）孟真对于他无丝毫的恶意。他本来是容易冲动的，他（傅斯年）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所以有这次的爆发，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给彦堂的信，是与孟真、彦堂两方面找台阶下台，并非要责备彦堂。目前孟真的冲动已经大体过去，只要彦堂不辞职，我想就没有什么问题。
无论你如何忙，请你务必向彦堂解释，请他打消辞意。19
此时董作宾也许是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还对傅斯年犹有怨言。
4月24日，丁文江再致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
适之来，得奉十五日手书，适赴申开会，遂未即覆，惟请适之先致一书，劝兄以工作为重，并述孟真态度，想已入览。兹请再就兄书所言各点，略为申述如下，请兄平心静气，一细思之。
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此处原文为方框“□”）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
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
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当系情感激刺时所发。此时当亦未必坚持此意。弟为公、为私，不能不向兄解释，并非欲以此相诘责也。
至于兄与孟真个人关系，弟尚有数言欲为兄告。
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
第三，彼不函责吾兄而自引咎辞职，正因彼与兄私交较深之故。假如系吴定良而非吾兄，则彼必不肯引咎辞职。
关于最后一点，弟还有声明。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举动皆不免受此种影响。兄如信弟言之不谬，则气亦可稍平也。
弟之结论如上次。在中国今日觅工作机会，谈何容易。兄对于本院、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论，欲求如傅孟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忆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觉得兄等皆幸运之骄子也。余托适之面陈。20
丁大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董作宾终于回心转意。4月30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215月1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5月10日，董作宾致函傅孟真，“述心情及工作状况”。22
1936年7月27日，董作宾、 熊海平与儿子董敏。
傅斯年题赠董作宾“平庐”条幅。
一池春水，又归于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董作宾四十岁。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谈到丁文江：
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民国二十四年，那时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北平，他在南京，他曾一再写长信去劝我，他摆着一副老大哥的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23
1940年，避难昆明，董作宾为自家在龙头镇皮营村的斋号取名“平庐”。五十岁后，董作宾号“平庐老人”，在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中也常使用“平庐老人”的印章。据笔者妄臆，董作宾夫人名海平。平庐者，爱妻之心也。
（本文参考了潘光哲的《丁文江与史语所》一文，照片由董敏、李光谟提供。）
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
一代学人傅斯年，这些年已成学界研究的热点，甚至公众讨论的话题。我更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公众视野之外的那个“傅大炮”。他在豪放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韧的心，有着近乎赤子般的童真。如胡适所评价的：“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五十五岁弃世，誉满天下，谤也随之。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对生者的不幸。伤痛最深，哀莫大矣，莫过家人。
1934年，三十八岁的傅斯年挣脱樊篱之后，新筑了爱巢。
那道樊篱是祖父傅淦在1911年送给他的成人礼。在腊月的鞭炮唢呐声中，他与聊城丁馥萃女士拜堂成亲。那年他才十六岁，在天津府立一中读书。丁夫人长他三岁，是县绅丁理臣的长女。丁傅两家是世交，又是街坊。这对红绣球，像一副锁链，锁住了少年人的幸福。傅斯年早年丧父，祖父和母亲把他们兄弟培养成人，他也习惯了在长辈面前唯诺听命。婚后，丁夫人一直陪侍傅母家居。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大，六年后留学欧美，一去又七年，直到1926年才回聊城省亲。那以后傅斯年一直在外，再也没有跨进过家门。他与丁夫人相处日短，文化不同，何来感情？若要离异，对方并无过错。于是一场既要取得战果，又不能伤及无辜的战斗持续多年，直到双方身心疲惫。1934年夏天，他终于拿到了离婚契约。离异后的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后无子女。傅斯年为此内疚不已。
同年8月5日，傅斯年与同窗好友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家望门。祖父俞明震，即《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 甲午战争后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俞大綵兄妹八人，她生于1907年，回忆童年：“父母亲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长兄大维出国深造时，大纲与我才十一二岁，其他诸兄姐们，到十二三岁，均被送入学校住读。因大纲与我最幼，留在家中，延师先读国文，另有一位陈女士教英算。”1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她性格活泼，思想开通，兴趣广泛，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出众。
择偶也是选择生活。婚后的俞大綵这样定位：“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北平安好新家，傅斯年立即从济南接来母亲一同居住。傅母姓何，有蒙古人血统。他奉养母亲十分周到。俞大綵写道：“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2家有贤母，室有良妻，乐呵呵的傅斯年长于这边长跪，那边作揖。罗家伦评价他：“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
1934年，傅斯年与新婚夫人俞大綵在北平寓所。
1935年，俞大綵产下一子，按傅家班辈排，“斯”以下应为“乐”字辈，傅斯年却为儿子取名“仁轨”。罗家伦解释，“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3《旧唐书》中的刘仁轨出身寒微，“恭谨好学”，历仕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皇后四世，古稀之年建功立业，白江口海战，大败倭国水军，“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此战之后，倭军九百多年再未踏步朝鲜半岛。借古喻今，也是祈愿国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论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为建立满洲国制造理论依据。傅斯年闻讯，立即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方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大家就范。与会的傅斯年拍案而起，当即表示誓死不屈。——傅斯年的家国情怀，也寄托在儿子小仁轨身上。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不久，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去世，代理院长朱家骅赴任浙江省省主席。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受命代理中研院总干事。他让俞大綵携两岁幼子，去江西庐山牯岭投奔岳父。又转托史语所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前往安徽暂居。留守金陵的傅斯年开始忙碌于组织搬迁，转运文物图书等万千头绪。曾侍奉傅斯年母亲一路逃难的朱仲辉写道：
当南京空袭日频之下，傅先生忙于公务无法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遂托专人护送老太太至安徽歙县暂住。南京沦陷后，才辗转由陆路逃至汉口，历时廿余日，备极劳累，沿途辛苦，老太太每谈及，必感谢护送人之殷勤劳苦。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以上，虽长途劳累，终能平安健康地住在了长沙。傅先生每言老母逃难之事心实不安，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4
撤到长沙，史语所寄驻在城东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1937年1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长沙，凄凉的废墟和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此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语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之同迁。
1937年12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
1938年春，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傅斯年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仁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仁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5秋天，傅斯年携妻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同住靛花巷宿舍。傅家住一楼，陈家住三楼。他们既是留学欧美的同窗，又是姻亲（俞大綵是陈寅恪的表妹）。为躲避敌机轰炸，人们在楼下空地挖有防空洞。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之躯往楼上冲。他担心陈寅恪视力微弱，行动不便，每次总是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陈寅恪曾苦中寻乐地撰写过一副对联：“见机而为；入土为安。”
1938年9月28日，昆明再遭轰炸，死伤无数。城里的文教单位又开始迁往郊外。史语所搬迁龙泉镇，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博院设竹园村，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人们渴望片刻安宁，开始了安居工程。傅斯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租了块种竹笋的地，盖了五间房。落成后，一家三口喜迁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他要年仅四岁的儿子记住逃难的经历。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那时的傅斯年，也许幻想这个家庭不会再分离。回忆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满温馨：
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三日，不与我交一言。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我很欣赏他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稚气。6
1938年10月，史语所同人在昆明龙头村，左二为傅斯年，右四为俞大綵。
1940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文化巷住宅被毁，有师生被炸死。同济大学打算迁往四川。傅斯年再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开始作搬迁的准备。年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每个参与搬迁押运的职员，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傅斯年则要应对突发其来的所有难题。如潘悫汇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傅斯年即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
坐镇重庆，遥控指挥的傅斯年如同在下多副盲棋：一年前，西南联大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兼所长，除了授课，还指导研究生；他往返昆明重庆两地，处理中研院院务；史语所初到李庄，诸如打通关节，租赁房屋，筹措钱粮，稳定人心等，事事操心。
转眼就是1941年的春瘟时节。3月，傅斯年被送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这次生病，是几年来心力交瘁以致积劳成疾。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谈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7住院四个月后，傅斯年回到歌乐山上的家里养病。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诉：“出中央医院时，血压是低了。以后高高下下几个月，我在歌乐山养病，以离中央医院近也。出院时为7月7日，直到9月中，才可以说能走点路。一夏大轰炸，只是听着他在头上过，任之而已。”8那是一段穷愁的日子，俞大綵写道：
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9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这年10月，傅斯年的母亲不幸去世。母亲逃难重庆，他无暇顾及，只好安排弟弟傅斯岩照顾母亲的生活，自己负担费用。朱仲辉写道：
傅先生母丧后，悲恸之情自不待言，但以国难当头，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开吊，寿衣老太太早已自做好，仅购置优质棺木，并请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经选在歌乐山附近，地名已记不清楚。仅记得是在当时水利部后山，大概是中研院数学研究所办公处旁一小山顶上。下葬时在岩石中钻一洞穴，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用水泥制成约七八寸厚之水泥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上，极为坚固，是日参加葬礼者除傅先生兄弟二人外，仅有我与中研究院高先生及数学所部分人员，另有工程人员不过十数人而已，人虽不多，但极隆重。10
办完母亲的丧事，傅斯年身心两伤，高血压再度复发。
傅斯年的母亲何老夫人。
1941年年底，大病初愈的傅斯年将妇携雏，来到雾霾弥漫的李庄板栗坳。四川的坳，就是山间的小盆地。栗峰山的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有个独立的小院，叫桂花院，是给傅斯年租赁的。山居生活有种种不便，却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静谧。董作宾写下傅斯年此刻的行状：
第一组主任，现在是傅孟真先生兼任的，他名为回所来养病，实际上他一会儿也闲不住。他忙着督促指导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忙着审核论文，编印集刊，他已编成了集刊五大册六十万字的论文；他忙着和同事们讨论每个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他忙着替朋友和同事们买药，请大夫，治病；他忙着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讨论天下国家大事，或者写信给朋友吵嘴；他忙着到大厨房去拍苍蝇，或者叫人锄路旁的野草，把毛厕里多撒石灰；他忙着为同事买米，买布，买肥皂等等；他忙着一切的一切。有时似乎是清闲了，他又忙着找密斯特王（指版本目录学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堂）下两盘象棋。11
大嗓门直肠子的“傅大炮”，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任继愈讲述：
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12
弟子们见了所长，却似老鼠见了猫。马学良写道：“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令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13
六十多年后，我到李庄寻访前贤旧迹。找到李庄镇永胜村八十八岁的四婆婆邓素华，她家所住的桂花院当时就转佃给傅斯年家。她领着我去看那个小院。那是川南普通的农舍，前面一块水田，中间一块晒坝，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她告诉我：“傅斯年家三块人（人称块，川南土语），傅太太个头不高，瘦精精的，话不好懂。有个儿子，牌坊头的李先生有个女儿。傅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屋头教两个细娃读书。”14后来，史语所的子弟多了，自己办了子弟小学。傅斯年兼首任校长，延聘当地名媛罗筱蕖、张素萱为专任教师，兼课的是所里的研究人员，如丁声树教国文，劳榦教历史，石璋如教地理。眷属作兼任教师，如董作宾夫人熊海平、董同龢夫人王守京、何兹全夫人郭良玉以及俞大綵等。罗筱蕖告诉我：
傅斯年叫我当教务长，管杂务，从教务到工友的事都做。我爱唱爱跳的，性格活泼，孩子们都喜欢我。我还记得傅斯年的孩子叫傅仁轨，董作宾的孩子董敏、董兴，劳榦的孩子劳延瑄、劳延全，向达的孩子向宇生、向燕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等。因由孩子的关系，也熟悉了那些太太。她们天天接送孩子。俞大綵在家里请我吃过一顿饭。用当地新出的麦粉做了一个蛋糕，两三个菜，龙嫂做的。15
在俞大綵晚年的记忆中，四年的李庄岁月竟如仙境般迷离：
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16
傅斯年一家住过的板栗坳桂花院。
春秋两季，傅斯年要离开李庄，乘船去重庆公干。他下榻的上清寺聚兴村22号，是中研院总部宿舍。费正清描绘这里，“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燏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17傅斯年在这里忙公务，也舍生忘死地参政议政。程沧波写道：“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18那位大员即国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傅斯年自1938年3月开始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数年多次致函蒋，揭发孔祥熙的贪腐问题。俞大綵回忆：
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言论，在报纸上写文章，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对当局个人的攻击，都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毫无一点私念。他平常好议论，但他对个人私事，向不作恶意批评。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常对我说：“我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19
妻子当然知道横亘在丈夫前路的险情，却更了解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性格。1945年8月1日，傅斯年给夫人写信：“国库局案，我只嚷嚷题目，不说内容，不意地方法院竟向中央银行函询，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又发公函给我，要内容‘以凭参考’（最近的事），闭会后孔祥熙连着免了两职：一、中央银行总裁；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据说，事前并未告他。老孔这次弄得很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辩，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甚为满意。以后的事在政府与法院，我不作主动了。上星期一见蒋先生，他对此表示极好。”20其实，他早已得到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抄件，还在上面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他给夫人的信不过是放宽她的心。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衡阳，国军方先觉部全军覆没，部分日军窜犯贵州，占领黔东南重镇独山。一时间人心惶惶。傅斯年在桂花院的土屋中，展纸研墨，为儿子仁轨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诸诗。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南宋将领文天祥被俘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傅在题跋中所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示儿亦为自励。
杨志玖回忆，当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时，傅斯年召集开会，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他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21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报名参军，傅斯年去信勉励：“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22
敢在“委员长”面前跷二郎腿的傅斯年，在乡下却十分谦抑。板栗坳到李庄镇有七八里之遥，且要上下一道陡坡，地方曾多次提出修公路的动议。1944年6月16日，傅斯年写信告诫李庄区区长张官周：“前李仲阳县长在任时，曾闻其有修筑由李庄镇直达板栗坳公路之议，日前始悉此路业已动工，并闻占用民田甚多，倘此路专为本所而修，则本所既无此提议，更无此需要，何妨还田归民，就此终止，敬希将此意转达地方经画此事诸公。”23滑竿是傅胖子上下山依赖的交通工具。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抬过滑竿，他还记得：“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他。傅所长去镇上办事，抬滑竿的只要身体斜一下，他马上就喊停，自己下来走。到李庄，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走。”24
20世纪40年代的傅斯年。
桂花院乡民邓素华告诉我：“傅所长家门口有块晒坝，水竹儿编了个栏栏，圈得宽宽的，外人不能随便进去。他家请了个烧锅的（保姆），叫龙嫂，四十多岁。龙嫂的女都打发（出嫁）出去了。我们跟龙嫂进傅家耍过。屋里头书多得很，山一样地码起。后来龙嫂是跟傅家走了。”龙嫂走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她跟随傅太太和傅仁轨第一次出远门。他们坐船去重庆，同路人有哲学家金岳霖带着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人们相信，国难过后，会是万家团聚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受师友胡适之托，代理北大校长。1945年11月，昆明西南联大发生学潮，他以校务委员身份前往处理。他在给俞大綵的信中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此次惨案，居然告一段落，太不容易。我所办的，除了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学生运动平息后，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幸好有这样一个人出面，他不是当官的，但有直接的权力处理局势。”25回到北平，饱受劳累和诟骂的傅斯年，被戏称为北大的“功狗”。
1947年，傅斯年高血压病发作，他在妻儿的陪伴下赴美就医。6月26日史语所几乎全部同人到车站相送，弟子陈槃作《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疗养别后奉怀二律》，诗曰：
江夜照离车，灯昏雨气斜，廿年唯许国，四海未宁家，
衰疾余身患，忧劳与鬓华，平生知遇意，极眼去程赊。
百年新大陆，六月远游踪，今古蟠奇抱，风潮荡此胸，
辞荣同腐鼠，难识故犹龙，送君情如水，后夜满吴淞。
劳榦作《和槃庵（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奉怀）原韵》，诗云：
北郭送轻车，桓灯照雨斜，天人归独抱，风雨正无家，
倦客常千里，羁身有岁华，瞬看春草绿，不信别程赊。
感激平生意，殷勤望别踪，播迁疑小梦，湖海荡余胸，
大宇平如镜，丛山郁似龙，加餐公自勉，辛苦向吴淞。26
1946年春，蒋介石与傅斯年在北平文丞相祠合影。
送行的队伍中还有“国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等。
抵美后，傅斯年先在波士顿伯里罕医院治疗。血压正常后，移居新港静养。1948年夏，稍见好转，傅斯年忽然执意要回国。夫人劝他多疗养一阵。他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可偷闲而安居异国？”俞大綵自知拗不过他，只好把十三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人照顾。临行前，美国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
1948年8月，夫妇俩回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俞大綵回忆：
民国卅七年底，时局日趋紧急，孟真在南京忧心如焚，旧疾复发、血压猛升，加以感时忧国，情绪极劣，随身携带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共军攻入，他便要服毒自尽。正在那几天里，蒋总统命孟真前往台湾，接长台湾大学。孟真本早有决心，以身殉国，但念及设能藉此机会接出困在北平的学人，同去台湾，群策群力，整顿台湾大学，岂不可遂书生报国之志？便决心就台大校长的职务。27
以傅斯年的身体状况，断不能接长台大。他在去世前几天，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28俞大綵曾回忆丈夫去世前的情景：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1948年，傅斯年、俞大綵夫妇在美国。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29
似是谶语，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在列席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质询后，竟一头倒地。当晚11时23分，与世长辞。
傅斯年逝世时，正在美国读中学的傅仁轨，无钱回台奔丧。他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父亲已走完了他艰苦的旅程，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妈妈，不要太伤心，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哭泣着向人乞怜。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30
孀居的俞大綵，背负着“故校长夫人”的牌子，仍在台湾大学教外文。环境影响心境，也影响行为。她似乎并不受学生欢迎。许悼云以为，“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作家陈若曦的笔下，更为细致：
四年的大学生涯，令同学闻之色变的是俞大綵老师。……本组原有三十八位学生，第一堂上课就少了二十多位……
老师不愧体育系出身，身材保养良好，也很重视穿着打扮，永远显得光鲜亮丽。（注：另有一说，俞大綵毕业于沪江大学外语系。）她总是穿一袭合身的旗袍，色泽华而不俗，头发烫得卷卷的，涂脂抹粉外，高跟鞋的颜色和指甲搭配，在讲台上走动时顾盼自如，宛如明星走秀。老师英文咬字清楚，口气不疾不徐，脸部表情冷漠深邃；讲课很少对着学生，头总是抬得高高的，目光不是投向窗外，就是瞪着课堂后的天花板；眼神时而冷淡，时而遥远，一副拒人千里外的神色。以前的寡妇不管如何穿着打扮，常会散发出哀怨悲苦的气息；老师却一举一动全然反传统，特立独行的外表先就让我觉得新鲜有朝气。……
台大校园内纪念傅斯年的建筑“傅园”落成。
两堂课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许多学生要退选了。老师太过威严，动辄罚站，不给女生留颜面，简直公然歧视女性。……女孩子脸皮薄，不久就掩面而泣。不料这一来更激怒了老师。“出去，出去！要哭到外面哭去！”她气呼呼地呵斥着，同时高跟鞋“登登登”，三步并两步地走去开了教室门，硬是把同学撵出去……这以后，我对散文课兢兢业业，每堂课前都做考试准备……大学四年，就数这一年我最用功。为此我很感激俞老师……
下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她一来就宣布：“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不讲课了，我们玩一个游戏。”天上竟会掉下这么个礼物！大家惊喜交加，不禁面面相觑起来。“你们每人说出一项心愿，随便什么都行。来，从这边开始，陈小姐请！
她的手像乐队指挥棒似地朝我一指。盼了一年，头一回被点到名，我激动得很，身子立即随着指挥棒弹了起来。我大声宣告：“我但愿天下的寡妇都结婚去！”只见她的鼻孔扭曲了一下，脸朝窗外瞪了两秒，随即回转来，若无其事地示意我坐下。我像死囚获得特赦，喜不自胜地坐下来。这时才注意到，右排的女同学正咬着唇皮，强忍着不敢笑出来。
我犹陶醉于自己的大胆里，这时传来老师的催促声：“郭先生……哈罗，郭先生，轮到你了！”郭松棻宛如从存在主义的甜梦里被摇醒，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我……我愿意娶个有钱的寡妇！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俞老师也笑了，但笑容一闪而过，立即又把头转向窗外。等回转脸来，依然冷若冰霜，俨然神圣不可侵犯。一年来难得这么嫣然一笑，虽然短暂，那一刹那却是美丽又温柔。31
1990年，俞大綵病逝台北，享年八十四岁，距夫君逝世整整四十年。遗体火化后暂厝普导寺，身后至为萧条。
2003年10月9日，我在李庄羊街八号罗萼芬老人家，他拿出一张照片递我看。是他表姐张素萱前些年从台湾寄来的。张素萱嫁给史语所的李光涛，1949年跟丈夫去了台湾。照片上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张素萱和她的女儿李小萱，还有一个女人更加苍老。照片背后有张素萱的题词：“送给萼芬老表。这是一百零三岁帮傅斯年所长的佣人龙嫂，现已经一百一十多岁了。她是河对门的农妇，先帮傅所长。后傅所长夫妇死了，又帮‘交通部长’俞大维。又死了。现在听说她被送进养老院了。”
在李庄，我不止一次听过关于龙嫂的故事。她是从山里走出去的乡下人。她与傅斯年的岁数当是不相上下？历史已翻过了好几页，她还活着。也许，世界都已老去，而她的长寿秘诀正在于大字不识。
李田意是当年傅斯年夫妇托付照顾傅仁轨的监护人。他回忆：
在傅先生夫妇由美返南京之前，他们的少爷仁轨正在新港念初中。他们让我暂时照料仁轨，等他初中毕业之后， 由我同他一块儿返国。想不到中国大陆的局势起了变化， 因此关系，傅先生夫妇只好决定让仁轨继续在美国读高中。仁轨在高中毕业之后，考进哈佛大学。四年之后，他又回新港，入耶鲁医学院学医。他转攻医学是傅先生的意思，可是他并不喜欢，后来竟中途而废。为了表示不念医学的决心，他先入美国空军服兵役。期满之后，他在纽约一家公司找了一种编辑工作，从此不再在任何学校念书了。32
据何兹全、罗筱蕖、王汎森等人告诉我，那以后傅仁轨与海峡两岸都断了联系。
2004年8月，我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是傅仁轨读了我的《发现李庄》后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1991年，龙嫂与张素萱母女。
Dear Sir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me the books on Li Zhuang.They are most interesting.I am grateful to you for bringing back memories from that time.
With best wishes，
Jack Fu
14049 Bel Red Road， Apt.7
Bellevue， WA98007
August 18，2004傅仁轨
（先生您好：谢谢惠赐大作《发现李庄》，读来甚有兴味，谢谢您为打捞记忆，还原历史所作的努力。顺颂 大安 傅仁轨）
信是英文写的，“傅仁轨”三个字的签名用的是中文。后来台北“中研院”得知我与傅仁轨有联系，史语所所长王汎森找到我说，台湾准备将傅斯年先生列入进“先贤祠”的人选，需征得家属同意，但与傅仁轨一直联系不上。我告诉了他仁轨先生在美国的地址。不知他们后来是否有联系？仁轨先生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对如山的往事他自有理由不愿涉及。我也不能再用这些前朝旧事去扰乱他的心境。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李光谟、罗萼芬提供。）
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
“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旧重逢惊岁月，暂时谈宴亦心开。”为纪念1992年6月26日在北京的一次同学会，海外知名的校雠学大家王叔岷题了这首小诗。“栗峰”一词，是指1941年至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栗峰山庄，他们在那里完成学业。“惊岁月”是因海峡阻隔，当年同学一别重逢竟用了四十五年。可堪告慰的是聚会者任继愈、张政烺、马学良等，分别在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已卓然大家，著作等身。此次聚会，还有一段花絮：王叔岷想去看看梦寐已久的北大校园，当驱车来到北大，“抵校门，有卫兵把守，遂不愿进入，摄影而去”。他叹道：“岷为北大生，未进入北大校门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1山坳上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只是不为史载，亦鲜为人知。
北大文科研究所自1918年草创，那时的名称叫北京大学国文门（此外还有英文门和哲学门），导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田北湖、黄侃、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学生有傅斯年、冯友兰、范文澜、陈钟凡、孙本文、顾名、袁振英、崔龙文约四十人。此阶段办学的主要形式是集会（讲演会、讨论会）、办刊、调查，既似英美现代高校的Seminar（研讨班），又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意味。
1991年原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同学会上，王叔岷（左）、任继愈（右）合影。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的范围包括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及考古学等五大类，并以此建立了五个研究室。此时的导师有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陈万里、林语堂、马衡、顾颉刚、常维钧、单不庵等，可谓盛极一时；学生有魏建功、罗庸、张煦、郑天挺、容庚、冯淑兰、董作宾、李正奋等三十二人，尽皆一时之选。
1932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主持北大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经他提议，北大研究院文史部易名为北大文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文研所”）。北大校长蒋梦麟把胡适与傅斯年，视为治校的两位高参。他说，“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那时，中研院史语所办公地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回到母校兼任教授，在文研所开课，科目有“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等。他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介绍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点、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讲授“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如地理与历史、古代部落与种姓、封建、东夷、考古学上之夏、周与西土、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战国之大统一思想、由部落至帝国、秦汉大统一之因素”等。傅斯年的汪洋恣肆，让北大学生大开眼界。他对北大的另一贡献是推荐了一批史语所的研究员到北大兼任教授。他怕影响所里工作，只允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董作宾、劳榦等几位。涉足北大，傅斯年暗藏心思：为史语所选才。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学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此外还有何兹全、全汉升、逯钦立等。而今这都是些响当当的名字。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不久，长沙遭轰炸，学校再迁昆明，经傅斯年建议，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昆明复校，按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均各自负责。1939年5月，经傅斯年提议，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录取入学后由政府按月发给助学金。
所址设在史语所原租用的靛花巷3号一幢三层楼的宿舍。所长由傅斯年兼任，副所长是北大史学教授郑天挺。文研所设有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语言组导师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魏建功等，文字组导师由唐兰担任，文学组导师有罗庸、杨振声等，哲学组导师有汤用彤，史学组导师有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乱世之中的读书种子闻讯如得佳音。只是战火阻隔，道路迢递，要来读书，也不容易。王明于1939年2月4日致函傅斯年：“闻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徙昆明，生以前考取之研究生资格，请求入所研究，可否？敬乞核示。”傅斯年很快回信应允。但王明6月12日再函傅斯年：“生本拟即日离桂，奈何忽患疟疾缠身未痊，俟病愈则俶装入滇。” 2
周法高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上大三时，卢沟桥事件爆发，他随校迁到重庆沙坪坝。大学毕业，报考北大文研所。那时大学四年级通常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他的论文利用了《经典释文》的部分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他将论文寄往昆明，取得考试资格，笔试过后，又在重庆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也很放得开。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傅斯年对他相当满意，最后对他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将来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几句话就铸定了一个未来的语言学家的模型。
语言学者周法高。
南开历史系学生杨志玖随校南迁，先在云南蒙自县读西南联大分校，1938年暑期毕业后到达昆明。据他回忆：
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行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报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3
新恢复的文研所首届招收了十名研究生，其中语言组有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文学组有阴法鲁、逯钦立，哲学组有任继愈、王明，史学组有杨志玖、汪籛、阎文儒等。师生们同灶吃饭，彼此关系亲密。文研所傅斯年与郑天挺的姓氏与正副所长音同义乖。治音韵学的周法高编过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并不工稳，同学喊起倒也有趣。后来传到周法高的导师罗常培耳中，他把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任继愈回忆：
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形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4
在敌机的轰炸下，北大文研所很快结束了这段在城里的日子，迁到史语所所在的龙泉镇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傅斯年既是史语所所长，又兼北大文研所所长，有时两头受累顾此失彼。他在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诉：“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汤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叶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只有从吾（姚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5对此，傅斯年也有顾虑，几次想推掉北大文研所的事。因昆明再遭轰炸，史语所拟迁四川南溪县李庄。他也就想借坡下驴。9月7日郑天挺致信傅斯年：“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所址，非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甚以为然。但细思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韧始，岂不大糟！”6文科研究生治学主要靠图书资料。而战时中国唯有史语所拥有最完善的图书。
卢沟桥战事一开，北大仓皇南迁，图书资料全都陷在沦陷区，南开的校园整个被日军夷为平地，清华的图书只抢运出一部分，后在重庆又遭轰炸。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办临时大学开学，中外文图书仅有六千册。1938年年初到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也只有四万八千册。傅斯年未雨绸缪，战事未爆发前，史语所就将珍贵的中西文图书杂志昼夜挑选，装为六十箱运赴南昌。至8月间，所有图书完全装妥为321箱，分三批运至长沙。1937年年底，存藏南昌和运至长沙的220箱精品书转运重庆，后又转昆明。“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王船山语）在傅斯年看来，抢救图书文物不仅是做学问的需要，也是一次保存历史文化的“衣冠南渡”。郑天挺是比傅斯年低一届的北大国学门研究生，他知道傅斯年的性格，劝解不如激将。再说，他也不会无视那些嗷嗷待哺的雏鹰。
20世纪40年代龙泉镇的响应寺。
于是，史语所迁川，因导师归属不同，刚恢复一年的北大文研所分置昆明和四川两地。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王明、汪籛与阎文儒留在昆明，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等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二十名研究生刚发录取通知，魏明经、李埏、程溯洛、王永兴、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董庶、高华年等前往昆明求学，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胡庆钧诸生则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那时陆上交通困难，主要借助河道舟楫之利。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叙府（今宜宾市）下南溪县两地皆二十五公里。李庄也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傅斯年曾感叹：“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1940年年底，小小的李庄镇，除了勉强塞进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中研院社会所和史语所都只能安置在乡下。史语所选在距离李庄镇七八里地的板栗坳。当地还有几位老人至今记得，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曾挂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那是一块柏木牌匾，字是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出自董作宾之手。何兹全曾详述史语所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也住在这里。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扇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榦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董同龢家、李连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榦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董彦堂先生一家。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槃庵，住在这院子里。7
20世纪40年代李庄镇的长江码头。
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一大批学人如蝶恋花、蜂采蜜，含英咀华，日复一日。邓广铭写道：“我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8
王利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恰逢首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他的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得了满分。其时，北大文研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傅先生对他单独考试。当时敌机来袭，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轰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敌机滥炸很危险，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9
王利器到了李庄，成了傅斯年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回忆那段岁月，王利器写道：“李庄，古六同地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李庄十来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逐事加以具体指导。”他很感激傅先生的教诲：“我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注疏体来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史语所藏书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所里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我遵命作了《“家”、“人”对文》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的赞许。”10
李庄栗峰山庄田边上的史语所图书馆。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和教授罗常培从昆明来到板栗坳，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罗常培写道：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方桂领我们到田边上参观西文书库，第二组办公室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
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董彦堂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致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 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11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叔岷得到北大文研所的录取，背一包书、抱一张古琴，兴冲冲赴李庄报到。沿途所见，异常兴奋，抵李庄栗峰，欣然作五古抒怀：
李庄栗峰山庄祠堂。1941年3月31日，徐旭生来此讲学后与史语所同人合影。
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
行行八百里，山水路纵横。
秋色澹无际，秋兴转凄清。
适然居得所，山坳屋数楹。
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
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
庭前多好鸟，时时弄巧声。
户外多修竹，翠色拂新晴。
人生适志耳，即此寄浮生。12
“李庄”，暗寓李耳与庄周，仿佛冥冥中有个约定。王叔岷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的情景：
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四十六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蝴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话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话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13
王叔岷吟诗弹琴，恃才傲物。傅斯年背后夸他“有才性”。“才性”典出《世说新语》，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其实那正好是傅斯年本人，讲到《左传》他背一段《左传》，讲到《国语》背一段《国语》。王叔岷回忆：
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五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六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两册。傅先生函请在昆明北大教书的汤用形（字锡予）先生挂名为我的导师，我写信去请教，言及研究《庄子·齐物论》，参考章太炎先生《齐物论释》。《齐物论释》贯通道、释，学术界莫不称道。不料汤先生回信说：“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真使我惊心动魄！汤先生信中又谈到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14
王叔岷的论文选题为“庄子研究”。庄子既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在史语所缜密学风影响下，王叔岷逐渐深入史料考据，他以校勘训话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于1943年秋完成了有关《庄子》考校及思想论文十余篇，集成《读庄论丛》，毕业论文评审通过，再由汤用彤、罗庸两先生自昆明寄题笔试，成绩优异，获准毕业。他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继续校释《庄子》，于1944年8月20日完成《庄子校释》专书及附录共六册，二十余万字。任继愈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的时候，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不用，这不只是表明他很傲气。北大的学生有独创性，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是一盘散沙。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一群一群的。”15
研究古文字学的李孝定也在板栗坳开始研究生学业，他跟随董作宾研究甲骨文。他回忆：
民国三十年的春天，我就到重庆拜见傅先生。傅先生听我说明来由之后，哈哈大笑曰：“此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也。”然后傅先生说：“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当时我选择了自修，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到史语所借读。16
李孝定的学业受到师长们的关照。1941年，罗常培写道：“李君孝定今年春天才到李庄，他的研究范围是古文字学，彦堂教他先把甲骨文现有的材料编成一部字典，等完成后，再定论文题目。他能够跟着董先生看到外边罕见的材料，受到踏实谨严的训练，将来的成就应该很可观的。”17研究生毕业后，李孝定留史语所作助理研究员，在李庄栗峰山庄一个叫戏楼台的小院里，作董作宾（字彦堂）的学术助手。他回忆：
20世纪40年代李孝定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的戏楼台。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笺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18
从学生到助理研究员，李孝定换了一种身份，也换了一种心情。他向史语所学术“集刊”投了一篇文稿，不久就被退回。他猛然悟道这是违背了傅所长“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当初的心境，李孝定说：“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成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然而经此“打击”，李孝定继续坐“冷板凳”，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终成大家，撰有《甲骨文字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两部专著，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马学良师从李方桂，攻读语言学。他的前期学业是在田野中完成的。1940年，他随老师至云南路南调查，记录倮倮语。倮倮，也写作“罗罗”，即现代的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脉复杂，有独特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19
李方桂与马学良去的云南路南县尾则村不足百户，偏僻贫困，对外交流少，类似语言孤岛。李方桂选中尾则村调查，重点是倮倮语中的撒尼语。他们找到村里一位小学老师做发音人，采用随机的方法，实指现问。从身体的器官，室内的陈设，到门外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边问边用国际音标记音。当晚，把抄下来的卡片再请发音人重新核查一次。
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尾则村的住宅，是下边养牲口堆柴草上边住人的干栏式建筑。阁楼仅半人高，进出都要弯着腰。平时臭气弥漫，做饭时浓烟呛人。当地缺盐少菜，只有干胡豆和干辣椒就饭。快乐的天性总是勃发于原始蛮荒的环境。马学良发现，房东每晚都要把他那十六七岁的女儿撵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村外有一处共房，每天晚上青年男女都要到那里唱歌跳舞，调情欢闹，寻找配偶。共房是禁止外人的。于是老师李方桂托人，把他们偷偷领进去。藏在漆黑的角落里，他们欢喜莫名地听着篝火边男女歌手的对歌……路南一月，老师和弟子都瘦了十多斤。撒尼人的词汇总算完成了记录，还整理了语音系统。囿于时间和经费，却不能再记录语法系统。回到昆明后，马学良在李方桂的安排下，找了一个撒尼人中学生作讲述人，日积月累竟记录下四五十个故事。
1940年秋，马学良随着史语所转移李庄板栗坳。当时语言组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仅有李方桂和马学良、张琨师生三人。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马学良继续整理倮区的语言调查，写成论文。他发现了元音松紧的特性，强调了其在倮语及藏缅语系的重要性。1941年6月，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在板栗坳考察马学良的学术水准，他写道：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订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自从几个文化团体流亡到西南后，大家对研究藏汉系的语言感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却不想一个人包揽好些种语言，我们只想训练几个年轻的朋友各走一条路，然后汇总去作比较的研究。这几年来，除马君外，还有陈三苏女士治苗语，傅懋勣君治倮倮语和麽些语，张琨君治摆夷语和民家语，那庆兰君治仲家和水户语，葛毅卿君治苗傜语，高华年君治纳苏语和窝尼语，都有相当的成绩。20
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几经补充修改，终于完稿。这是语音学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倮倮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1949年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论文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原来的序言中，马学良对恩师李方桂充满感激，后来的版本中这几句话被完全删去了，或许是迫于情势。彼时，李方桂已远渡重洋，执教美国夏威夷大学。那时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任继愈读北大文研所的导师是汤用彤，副导师是贺麟。他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盛于宋朝，但源自隋唐，且涉及佛教，需查考《大藏经》。当时昆明没有《大藏经》，只有史语所有一部，于是任继愈随史语所到了李庄。1941年7月4日，罗常培参加了任继愈的毕业答辩，他后来写道：
四日上午，约任君继愈来评订他的《理学探源》。他在论文节要里自述宗旨：“治哲学史首在辨其异同。同者何？心也，理也。异者何？象也，迹也。凡人同具此心则同具此理，语其真际东圣西圣若合符节。万民虽众，即是一人之心；百世虽久，即是当下之理。万象森然不碍其为一本，此即所谓同。理诚一矣，然其表诠之际，其语言文字之习惯， 当前所受之尘境，问题之结症，则各民族不尽同，各人亦异，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彩面貌，则所谓象也，迹也，此其所以异也。”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下， 两年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穷源竟委地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于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21
年轻的哲学家任继愈，就在板栗坳的田坎茅屋之间开始了治学生涯。
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回北平。同年，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三年后的时代大变局中，这批研究生绝大部分留在大陆，少部分如周法高、李孝定、王叔岷等跟随傅斯年去了台湾。1952年，已办了三十三年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停办。
青年学者任继愈。
1978年，当年陈寅恪指导的隋唐史研究生王永兴调回北大任教，他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谒昔日的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回首当年，师生俩感慨人事凋零，欲说还休。最后，郑天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培养的二十余名研究生无一废品。你现在培养研究生，不要忘了在昆明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办学的方向和精神。”囿于当时的情势，郑天挺未提及跟随所长傅斯年在李庄完成学业的那十多位毕业生。也许，他能想到那批人同样不会是废品，甚至还可能是学术精英。只是他已等不到师生重聚，三年后就与世长辞。
而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人与事已是广陵散绝矣。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董敏、李光谟提供。）
情随春草绿 缘定山坳间娶在李庄的学者
香樟豆，圆又圆。研究学问不值钱。
来到李庄四年整，没人问俺热和冷。
光身汉，下决心，娶个太太待俺亲！1
这首《香樟豆谣》的作者董作宾是个恂恂儒者，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群青年才俊流寓李庄，在当地婚娶的浪漫故事。那时，迁到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与社会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其中多已到了婚龄，甚至老大不小。在那个孤寂沉闷的环境中，男女青年的彼此相遇有如涸辙之鱼，而藏在心灵深处的苦闷就是汩汩长流的清泉。于是，尽管是战时他乡，但还是有人敢把情丝系于这块土地，也有当地姑娘敢把绣球抛向那些外乡的先生。
山茶花，朵朵红。三院学士最多情。
折一把茶花求婚去，第一个成功是逯卓亭。
诗中的山茶花，代指史语所历史组，即“三院”驻地，因房子年资浅，当地人又叫“新房子”。院内有两株大红山茶，茶花从秋冬一直开到暮春，又名“茶花院”。“卓亭”是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逯钦立的字。
1941年3月，春到栗峰，桃花盛开。右起逯钦立、董作宾、陈启华等。
逯钦立是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同学何兹全夫人郭良玉的记忆中，这位同乡“木讷质朴，但聪明过人”。1940年，他去李庄继续研究生学业，他在9月25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谈道：
生于九月十二日离滇，十八日到达李庄，沿途托庇，顺利异常。抵此后，承董代所长及丁、汪等先生之照顾，食宿诸问题均已解决，敬祈吾师释念为幸。……此地气候近已凉爽，生之工作即可顺利开始，吾师存藏陶靖节各集，生极须用，闻师将于十月中莅此，希届时能以此种书赐闻也。
又生离滇之时，曾与杨志玖、周法高二兄深谈一次，杨兄处数接齐大延聘之信，许以该校讲师职并研究所编辑员，而文研所则欲留作研究助教，杨兄念吾师擢掖之心，极愿来此继续所业，仅以薪遇和路费问题，稍涉踌躇耳！而周兄之离校或来此，所犹豫者也不外乎斯节。近不知彼等有信呈吾师未？2
逯钦立的去向，如信中所举的同学杨志玖，也有多种选择，他自愿到李庄，是冲着史语所做学问的条件。逯钦立无负导师傅斯年的栽培，到李庄两年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修业毕业，留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除了业务上的收获，还成功地俘获了小学女教师罗筱蕖的芳心。
罗筱蕖人称罗九姐，是乡绅罗南陔的九女。她在晚年给弟弟罗萼芬的信中这样回忆儿时：那时家境尚好，每到年底，打炒米糖、蒸黄粑、杀年猪。大年三十是祖父的生日，全家去石板田扫墓，抬着大猪头。这时祖父坟地两边的红梅、绿梅已经开了，坟前石桌石凳上摆满了上供祭品……3抗战期间，罗南陔出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参与了中研院与同济迁来的筹备工作，如出面说服乡绅及行帮组织，牵线房屋租赁，维护地方治安，斡旋原住民与迁入者的关系等。他有十个子女，有的加入国民党，有的加入中共。罗筱蕖曾回忆五哥莼芬（叔谐）对她的影响：
记得当年，五哥在智育小学教书，我跟他在一起有一年半，他帮助我读书，领我参加民先队抗战剧团、晨呼队。共产党员金汉民、严亮绸等就在这时认识的。在这段时期我学了很多知识，懂得许多道理，能演剧、跳舞、唱歌，能宣传、能讲演。第二年就被抗战剧团介绍到南溪县政府管的战时民训督察室工作。这组织完全是宣传抗日、组织民众的领导机构，我刚到十六岁（并不是县政府科员）就能同另一位女同事池梦渔把一个县城的抗战民训组织起来，搞下去，这本领是君绿九哥和五哥培养支持得来的。4
后来，罗筱蕖从李庄去成都读书，先读华中会计专科学校，后读西川无线电专科学校。学校遭日机轰炸，没毕业，1941年又回到李庄，受聘为板栗坳栗峰小学教师。
板栗坳本弹丸之地，过去过来就那么几个人。此时，一个清纯活泼的女子闯入逯钦立的视野，很快他就开始狂热地追求这位年轻女教师。六十多年后，我曾听当事人细说原委：
那时牌坊头有个大礼堂，单身汉在那里吃饭，我们在旁边上课。逯钦立也天天在那里吃饭。他住的老房子，属第一组历史组。他时常在我们教室外转悠，我也明白他的心思。他有时就在教室的黑板上画画，画马还画得很好。他在黑板上画屈原，我问是谁画的，梁柏有（梁思永的女儿）说是逯先生画的。我每天到校早，其他老师多有家属太太，事多。一次他画我的像有意放在黑板上，我把画收起来，后来就有了第一封信。梁柏有也给我转过他的信。5
一来二去，彼此眉目间活泛了春山秋水。但要迈那道坎尚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罗筱蕖的小弟罗萼芬告诉我：“傅斯年跟我父亲熟，当时他们迁来，是父亲、堂兄罗伯希等人商定下来的。后来人们说研究院吃人，搞得人人自危。是我父亲提出举办展览的方法开启愚昧。傅斯年多次夸父亲‘南陔不愧川南才子’。中央研究院迁来板栗坳一晃就是几年，很多男光棍择偶安家，成了老大难问题。李庄的姑娘就是想也不敢嫁给他们，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件事成了傅斯年、陶孟和几个头头的心事。当时我家恰好有两个姐姐未出阁。”于是，“傅斯年为弟子逯钦立作伐提亲。”6
栗峰山庄的中研院子弟校。
撮合信是写给罗南陔的族侄罗伯希的。罗伯希战前曾任“三军”7成都办事处参谋，解甲归田，在当地仍有余威。傅斯年在信中介绍逯钦立的身份：“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法律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事结束后，固不宜如此，惟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8皂隶是黑衣差役，虽是自嘲，亦近实情。学者是远离经济仕途的“夫子”，战时尤为窘困。只有说到学养及未来的造就，傅斯年才对弟子有信心：“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中知名之士无疑也。”
罗伯希的覆信，唯一担心的是逯钦立在故乡山东巨野是否有妻室。史语所档案中，有傅斯年一封覆信。信上写道：
伯希先生左右：
惠书敬启，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君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
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无填者。逯君平时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呈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惟彼家在沦陷共产党区交错之处，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
傅斯年谨启二月二十一日9
这封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等，证明逯钦立“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
得到准信，罗家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张罗婚事。这桩喜事，多少有些让代理所务的董作宾准备不及。1944年4月25日，他给傅斯年写信：“均一住家房子誊出后，济之兄要为三组同人作宿舍，逯钦立拟亦要此房作结婚新房，如何之处，请决定？”10傅斯年是如何处理这难题的，已不得而知。总之，良缘走进佳期。三十四岁的逯钦立牵手二十二岁的罗筱蕖。李济的老父亲李权写有一首《贺婚礼》，词曰：“环绕花舆笑，争把老师拍手呼。老师俯首作新娘，依旧弦歌起一堂。绛幔未悬纱曳地，群称福禄好鸳鸯。”
大喜之日，红烛之下，逯钦立把傅斯年代自己说项的那封信，虔诚地用小楷抄录下来，信末有“弟子钦立录副”一语。
李庄六年，逯钦立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说文笔》《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等十几篇论文。但他用功最勤者，仍是傅斯年所言的那部“诗史”。逯钦立深感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搜括靡遗”，有功于世，却仍有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傅斯年将史语所珍藏的杨守敬的《古诗存目》抄本交他比勘。红袖添香，焚膏继晷，几度寒暑，逯钦立完成了《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的资料收集和前期准备工作。此项工程，除了时间、毅力之外，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如浏览前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了解彼时的历史地理；校勘诗家之作，须精熟传记及生平；要熟知乐府诗之组织及内容；要熟识那个时代的风物；要了解汉魏别体字；要熟知汉魏韵部分合等。此时的逯钦立已万事俱备，假以时日，必大功告成。
逯钦立罗筱蕖结婚照。
山茶花，年年开。戴一朵茶花下山来。
自从大桥会一会，李光涛相思苦难捱！
拿起笔，写封信，要给小姐通音讯。
情书一束送上去，果然打动了小姐的心。
风吹竹叶颤簌簌，小姐在门前望情哥。
嫂问姑：“你在那儿看啥子？”
“我看那，长丰轮客人恁样多。”
张打铁，李打铁，买点礼物送小姐。
几次下山等长丰，又怕人说“是把衣料接”。
月亮光光，打水洗衣裳；
洗得干干净净，穿着上仓房。
仓房头，有高楼；楼下歇，遇到张三姐。
1945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一），董作宾在板栗坳牌坊头举行的李光涛与张素萱的婚礼上，以证婚人的身份朗诵了这首“新乐府”。诗中的“长丰轮”，是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返还于宜宾与重庆的长江客轮。在码头上接衣料的细节，或写实或虚构，但传神地描绘出特定时期李庄姑娘对山外世界的渴望。
李光涛1902年7月5日生于安徽怀宁。父亲早逝，母亲矢志守节，家故寒素。光涛姐弟三人常随母亲到族中的清节堂寄食。清节堂为抚恤孤寡，办有塾教。李光涛在清节堂读到十三岁，不愿看族人冷眼，遂泣别母亲，独自到外面闯荡。他一边打工补贴家用，一边膏火自给，苦读书本，终于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后任职于安庆海关。
1928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后，接手了八千麻袋明清内库档案，移存于午门楼上，准备整理。由傅斯年、徐中舒筹划，招雇临时书记十人，工友二十人。李光涛与徐中舒是怀宁同乡，又是校友，1929年9月经徐中舒推荐，李光涛进史语所任临时书记，负责明清档案的清理。
明清档案是清廷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则例、贺表、卷案、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宣统二年，内阁大库屋坏，大学士张之洞曾拟奏请销毁，最后采纳参事罗振玉建议，将档案移存国子监，足足有八千麻袋。民国六年，版本学家傅增湘出任教育部长，陈垣任教育部次长，这批明清档案一部分调给北京大学，其余藏历史博物馆。数年之后，历史博物馆以四千元贱卖给重造纸料的同懋增纸店。罗振玉闻讯，又以一万二千元从同懋增纸店买回，寄存商部。不久，商部移出故宫，传闻日本人有意洽购。寓居天津的李盛铎又以一万六千元从罗振玉手上买过来，并在天津、北京两处租房分贮。1928年9月，史语所一成立，傅斯年便向蔡元培提出要收购这些大库档案。他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为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蔡元培筹足两万元，国宝档案终于回归史语所。
20世纪40年代的李光涛。
档案整理之初，史语所制定了严格的十二条工作规则。如“休息时间，上午九时四十分至十时，下午三时至三时二十分，每次计休息二十分钟，地点在工作室外走廊。所有应用早点或吸烟吃茶以及上厕所事，俱在休息时间内为之。”“在进入工作室时，其工作室大门，由管理人将锁锁上，一切工作人等不得随意出入，并不得在室内有交头接耳或谈话行为。”傅斯年规定，必须逐日写工作日志，并指定李光涛负责。大库档案的初步整理，据罗振玉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二十五人至少需要四年。但自1929年9月开始，至1930年9月30日已全部完工。李光涛回忆说：“工作这样之快，自然还是那十二条规则定得太好了。”
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这是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大规模刊行问世的开端，主要工作多出自李光涛之手。1935年，在傅斯年的鼓励下，李光涛为《明清史料乙编》增写补例。此后，逃难长沙，暂居昆明，流寓李庄，最后蛰居台岛，李光涛依次完成了明清史料丙、丁、己、庚、辛、壬、癸等编“补例”的编辑。说起那些岁月，他无怨无悔：
我把一些烂册取下来，一本一本地检查，有的真正无法揭开的就算了，有的也可以揭得一二页如三藩史料，也是可喜，便即编入《明清史料丁编》了。最令人高兴的是，当为迟起龙回书稿，是用高丽纸写的，叠成数叠，夹在烂册中，取出一看便轻易揭开，依然无恙。相反，如用其它纸张写的，水湿以后，就与烂册结为一体同归于尽。所以有些重要文册，都因此被永远埋没了。11
在清理档案，编辑出版的同时，李光涛也开始研究史料，撰写论文。他陆续发表《论建州与流寇相应亡明》《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等文章，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是废纸弃物，经他智慧筛选，理性分析，竟捡起许多遗落在历史缝隙间的散珠碎玉：
他发现，清人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照搬《三国演义》中的故伎。如萨尔浒之役，奴尔哈赤“用杜松阵亡衣甲旗帜，诡称我兵，乘胜督战，綎（明将刘綎）始开营，遂为所败”。套用东吴以孙夫人招亲以悦刘备的美人计，选用名妓，控制了抚顺额驸李永方、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等。他们还效仿曹操五日一大宴以厚待关公的把戏，厚待辽人……这本是鲁夫玩聪明人的游戏，极易识破，却也意外地“以汉制汉”，无不得逞。12
《明史·流贼传》载，多尔衮与李自成山海关之战，“四月二十二日一战摧之”。李光涛参看当日的档案发现，清兵在关上实际上只与“流贼”大战了一天。这天的战况是“从辰时到酉时接连打了十几个回合，杀死流贼无数”。除此之外，“更有大获奇捷”的上报。由此可见，山海关之战，是四月二十一日在清兵还未增援的时候就已制敌。那么四月二十二日的战斗，多尔衮不劳一兵一卒，也自然获胜。13
学术上的光辉，也掩不住内心的孤独。李光涛原有妻室，夫人蔡氏因风寒染病身亡。他随史语所颠沛流离，来到李庄，一晃就四十多岁，个不高又有些秃顶，本打算鳏居一身。焉知千里良缘一线牵，经史语所汪和宗介绍，在栗峰山庄攀上了一门亲事。农耕社会的小山村，多是盘根错节的“竹根亲”。罗萼芬告诉我：“张素萱我喊张三姐，她大姐是我的大嫂。张三姐在南溪女中读书，毕业回来。住在江边仓房头。我九姐罗筱蕖已在栗峰小学教书。结了婚，做栗峰小学教务主任，学校聘了张素萱做老师。我姐夫逯钦立与李光涛要好。就通过九姐把张素萱介绍给李光涛。研究院的两个光棍一前一后娶了一对表姊妹。”14
李光涛手稿。
四十三岁的李光涛，娶了十七岁的小妹妹张素萱，老夫少妻，好不羡煞人。董作宾写道：
三姐咪咪笑，喜得光涛双脚跳。
一跳跳到板栗坳，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八月十五桂花香，十六月亮明光光。
素萱光涛成婚礼。他们俩：花好月圆乐未央！
2002年10月，我在李庄采撷口述史料。板栗坳张家的后人多已星散，近处只有张远甫与张伯森两位。论辈分，前者是后者的叔伯；论年龄，后者要长好几岁。10月12日一早，我在宜宾找到张远甫。他是李庄糖厂供销科退休职工，前些年胃癌作了切除手术，当年在外地读书，对板栗坳的事知之不多。为我大老远来访而不能提供更多的材料，他不断自责，决定抱病带我去找张伯森。他说，“伯森一定知情，一是他老者（父亲）当过团总，研究院住的牌坊头就是他家的院子；二是他妹妹张锦云就嫁了研究院的杨志玖。”
有些事仿佛心灵感应。此刻，七十五岁的宜宾工商银行退休人员张伯森独自一人，正坐在家里，静候我们的到来。进屋，落座。张伯森待客不是沏茶，而是拎出一个酒瓶，我们一人面前摆一个酒杯。张远甫是病人不能喝。我不推辞，任他斟个满。他说，喝酒说话才打得开话匣子。我们谁也不动杯子，他就径直往嘴里连倾了两杯。
当时研究院住在板栗坳，新房子、田边上，桂花院都是。我们家只住了一间，其余都腾出来让给他们住。董作宾的办公室在戏园子，他有个助手叫刘渊临，就是这李庄的人，后来跟着去了台湾。当时刘渊临帮董作宾整理甲骨文，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也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我常去看，董作宾也教我，后来我还学会了打字。15
听杨志玖的内兄张伯森讲述往事。
我听来最动情的故事，还是说他妹妹锦云。几杯酒下肚，老人脸上的毛细血管像悄然爬出的小线虫又细又密。他的父亲当过团总。在地方上也是说得起话的人物。一天十二岁的张伯森放学，在一个大堰塘游泳，只会“狗刨骚”，多刨几下手脚就不灵了。父亲正巧经过这里，闭口气栽下去，把儿子顶上岸，自己挣扎了几下，脚下被杂草缠住，又扳几下，再无动静。“我老汉儿是我害的”，张伯森喝着酒，涕泗纵横。
父亲一死，天垮了。家里妈妈、我和一个妹妹。妹妹在南溪女中读书。有人提亲，是我堂妹张素萱，她已经和李光涛结婚，她的介绍人又是我们张家亲戚栗峰小学的教务长罗筱蕖，听素萱介绍，妈妈一口就回绝了。长兄当父。我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我也没多想，就定下来了。妹妹初中还没毕业就嫁给研究院的杨志玖。16
杨志玖1915年生于山东长山县周村镇一个回族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和借贷，读完了小学、初中。1931年考入山东省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贷金。高中毕业，在全省会考中取得第三名，获得奖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
张伯森搬出一堆证物。最早的照片是妹妹锦云和杨志玖1947年在天津照的。杨先生意气风发，张锦云小鸟依人；杨先生西服笔挺，锦云头发烫过。那时他们都还年轻，杨志玖三十七八岁，张锦云只十八九岁，谁都不知道未来的命运。
板栗坳每个先生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晰。唯独杨志玖与史语所的关系似觉暖昧。问起这一点，他的内兄张伯森说，他不是研究院的人，研究院请他帮忙编一本书——《朔方备乘》。（讲述或有误，《朔方备乘》系古书，抑或是校注整理？）
之前，我查过相关的资料。对这一段经历，杨志玖这样写道：
1939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1年秋季我毕业之前，傅先生给我来信，问我毕业后的去向。他说，最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语所来。我那时好幼稚，对个人的前途抱无所谓的态度，竟听从导师姚从吾先生的推荐，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去，真是太轻率了。
1944年2、3月间，傅先生给我信说“太平洋学会”接到“条子”（蒋介石手谕），要他们写一部《中国边疆史》，该学会又将此任务推给史语所。先生要我去帮他修这部书。我应命前往李庄。因南开不放我，只算借调。我从重庆溯大江而到李庄，又从李庄步行至板栗坳……
我虽以借调名义来所，但到所不久即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的聘书，作为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史语所发我工资，南开大学则每月给我寄生活补贴，其数目大于正式工资若干倍，使我记住自己仍是南开的教员。17
两年半的板栗坳岁月，杨志玖作了李庄的女婿。1944年6月，杨志玖与史语所房东的女儿张锦云结婚。李庄镇文化乡二保——现在的李庄镇永胜六村村民张汉青，向我讲述了那次婚礼的不寻常场面：
板栗坳从牌坊头到田边上也就不过百米。而锦云和杨先生的婚礼却融合了新旧两种形式。先是坐轿子。从田边上抬到牌坊头，包含了搭盖头、上轿、起轿、拦轿、颠轿、哭轿、下轿。完成了这个过程，山乡少女张锦云，一脱下童子军服，就变成了“先生娘子”。然后是在上厅房行新式婚礼。张锦云穿婚纱，杨先生穿西服，主婚人宣布，证婚人讲话，新郎新娘行点头礼。在研究院同人和地方上贺喜的人的祝福中，两个人的肩，靠在一起。十六岁的锦云比三十五岁的杨先生要高出一截。
我婚后不久，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来信说，南开大学将于本年下学期在天津开学，要我回去上课。我以本系借调而来，理应回去，便写信告诉傅先生，哪想很使先生恼火。他未复我信，欲令史语所停发我的工资。事后我才醒悟，先生把我借调，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借调本是名义或手法，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至今思之，犹有遗憾！有一次，南开大学历史系开的思想检讨会上，郑天挺先生说，听说傅先生本有意送我到美国进修，因我结婚而罢。18
1947年，杨志玖、张锦云夫妇于天津。
傅斯年显然不赞成这桩婚姻。杨志玖回忆：
我写信告诉傅先生。先生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那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以已答应同人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19
傅斯年自己是山东人，傅太太俞大綵是江南人。山东人逯钦立娶罗筱蕖，也是他做的媒。他讲那些话显然有特定的对象与涵义。
那天，在张伯森家里，他拿出来一本订得整整齐齐的信。是前些年妹妹锦云从南开校园写来的。我翻开第一封信，是锦云劝哥哥戒酒，并说起父亲淹没在堰塘里也有喝酒过量的原因。透过这些信，我似乎看到了当初板栗坳两兄妹相依为命掩面而泣的背影。
2002年10月12日，我刚从李庄返家。第二天，李庄友人打电话告诉我，张彦云的妹妹彦遐刚陪台湾的客人到过李庄。他已向彦遐介绍了我，并代我提出访谈的要求。他把彦遐在南溪的住宅电话也告诉了我。
电话那端，终于传来了彦遐年轻的声音。直呼彦遐其名这种感觉很滑稽：这些天我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幻影中，仿佛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展开六十年的历史画卷，我窥看她们晨起懒梳妆的剪影；眺望她们款款走过秋水田的倒影；凝视她们把手交给异乡男子，红烛前的叠影；码头送别，追踪她们泪湿鲛绡，渐远渐小的帆影……有时一想，纵是健在，她们已是七老八十的母亲和祖母，那时我的父母也还是年轻人，我尚不在人世。
张彦遐那年七十一岁，往事早已退进了记忆深处，岁月的湖面已难现涟漪——
父亲张九一出生那年，正好他的奶奶、我的老祖母满九十一岁。所以爷爷为他取名“九一”。父亲知书识墨，解放后一直在李庄中学教书，1964年病逝。现在南溪县党史上有他的记载。他曾参加过地下党，还任过板栗坳的书记，领导过1928年的李庄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先是跑到邻水县一个叔叔家躲起来，后来风平浪静了，又回到李庄。一惊一吓意志消沉。染上了鸦片，精神颓靡，从此家业不振。姊妹又多，记忆中他总是佝偻着身子，坐守愁城。20
革命和暴动如烈火烹油，有时却会加速燃烧自己。半成灰烬的人生，有时就把未来延伸到女儿身上。
张家姑娘素萱是我们堂姐，她和研究院的李光涛结婚算是个很大的新闻。李先生是外地人，在李庄待得了几年是个未知数。但是看到他们和和美美的情形也让很多人心动。况且，先生们有学问，收入稳定，跟上他们一辈子不愁吃穿。我和姐姐在南溪上学，从李庄进进出出，蹦蹦跳跳。研究院的太太就上门向我妈提亲。起初妈不同意，后来再三撮合，妈妈心动了。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妹，要读书已成问题。再说研究院也来了好几年了，天天照面，这些先生的品行是信得过的。介绍的是图书管理员王志维。王大哥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没有一点人们说的“京油子”的油滑世故，人高大帅气，又本本分分，见人很礼貌和颜悦色。妈妈就同意了。
王志维是1940年7月23日被聘为史语所书记员的。此前，他是从北平流落昆明的青年学生。书记员是最低等的文员。当时的月薪定为80元，另有一点生活补助费，仅为研究员收入的五分之一。我查过史语所的档案，他留在发黄的纸片上的印迹，既频繁又琐碎：
1942年12月31日，史语所派他前往民生公司提运肥皂三百块，望军警关卡查照放行；
1943年2月8日，史语所开证明，王志维因公由李庄经泸县前往重庆，公毕后仍循原路返回李庄，希沿途运警关卡查照；7月22日，前往李济处取回所存书籍予以登记；8月30日，前去合众轮船公司面洽，为傅所长赴渝购买船票；
1944年7月26日送上印度研究生狄克锡君血液二件，请代为检验，并面奉检验费用；10月5日，代为丁声树收领集刊第十一本第三、四分合刊；……
档案里的王志维是一个勤谨的办事员，与姨妹的讲述吻合。1942年10月初，傅斯年搞民意测验，推荐房舍管理员。丁声树回函傅斯年，“声树以为那廉君先生王志维先生堪受此职，敬祈鉴核决定”。21后来，那廉君与王志维一个作了傅斯年的秘书，一个做了胡适的秘书，可见慧眼识人。
张彦遐谈起姐姐的婚事，仿若昨日：
王大哥人忠厚。定了婚就开始帮补家里。离开李庄，一直到去台湾前，从不间断。他们从结婚到离开李庄，时间不长，好像不到一年。结婚是在板栗坳牌坊头的上厅房，来了很多人。傅斯年、董作宾，还有当地士绅张官周、罗南陔。父亲出面，母亲则躲在柴房里哭成一个泪人。当时姐姐还小，王大哥三十二岁，姐姐十六岁。妈妈总觉得对姐姐有愧。我们不懂事，觉得是一件好玩又奇怪的事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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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后，电话那端的张彦遐老人仍不平静。当初姐姐出嫁后，她才感觉到经历了一次生作死别的撕裂。
李庄姑爷王志维。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流寓李庄的“下江人”终于盼来了东归还乡的日子。停在李庄码头上的“长远”轮，天天都在装东西。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女婿逯钦立及襁褓中的孩子的行李，外甥女张素萱外甥女婿李光涛的行李都装上了船。也就是说，他们就要离别羊街八号的老屋与亲人。
本是饯别的聚会，却笼罩着萧瑟的气氛。兄长们对筱蕖的离去，纷纷题赠留别。长兄罗荫芬的《送九妹随院之南京》诗，道不尽离愁别恨和殷殷牵挂：
阿娘逝世万缘枯，姊妹依依聚一庐。
若遇旌轮飘远道，休将离泪洒征途。
……
五哥罗莼芬对罗筱蕖影响最大，别离的感情也最复杂：
……
逯子廉隅重，渊娅宿士通，
静好吟书幌，峥嵘获狱骢，
复原何太速，翰苑还故宫，
京华隔巫峡，相逢梦寐中，
相期梦寐诎千首，珍重临歧酒一盅，
幸有家山能作证，桂轮斜照半江枫。
中央研究院明日还都，九妹小蕖携甥偕行夫子。汽笛机声，顷刻万里，手足分离，百感交集，相对无言，忍泪书此，用系情惆于万一，前途珍重，吾妹勉之。
卅五年十月五日 五哥叔谐涂鸦23
“爬山豆，叶叶长，爬山爬岭去看娘。娘又远，路又长，想起想起哭一场”，这是流行于川南一带的民歌。1947年，时在南开的张锦云设法与嫁在南京史语所的堂妹张彦云联系，两姐妹心一横，在离乡连年后，背着一岁的小儿，重回梦里河山。张彦遐谈起姐姐彦云这次返乡：
1946年，罗南陔家为逯钦立、罗筱蕖，李光涛、张素萱两对夫妇赴南京饯行合影。
从李庄走后，到南京就生了老大王大庆。姐姐写信说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但很快国共战争又打起来了。在南京人心惶惶。姐姐想家，想父母亲人。就找张锦云商量。锦云是我们堂姐，嫁给杨志玖先生。两姐妹决定回乡探亲。兵荒马乱，人心不宁，又都拖着一个刚一岁的孩子，两家的丈夫都不放心。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勾走了魂，茶饭不思，精神恍惚。王大哥只好再三叮嘱，同意放行。
他们怎样回来的，我当时在读书，并不十分清楚。到重庆后，她们住在一个亲戚家，又坐上木船到宜宾。那是上水，木船上漂了三天才到宜宾。码头上是我妈妈和叔叔去接的。才一年多不见，十八岁的姐姐就是个大人了，给娃娃大人缝衣服、做饭、打毛衣，样样会。姐姐在家里待了几个月。王大哥几天一封信地催。锦云堂姐先走，姐姐只好启程。那次是妈妈送到重庆。凭直觉，妈妈晓得，这一去就是永生之别。24
2004年夏天，我见到八十多岁的罗筱蕖老人，她向我讲起后事：
1946年回南京后，傅斯年介绍我到呈祥街的教育部会计科工作。那时中央大学刚复课，学潮很厉害，学生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沈崇事件”后又加上“反美帝”。一次学生冲进教育部，我正在三楼办公。学生找朱家骅质询，骂他，还把鸡蛋砸在他的身上，他始终很克制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从始至终我没看到有警察抓学生或保镖保护朱家骅。25
1948年，逯钦立罗筱蕖夫妇离开了史语所。罗萼芬告诉我：
他们原在南京，临解放又到广西大学教书。广西大学校长陈建秋是北大老教授，傅斯年的同事。当时我五哥罗莼芬是地下党员，写信给九姐，说盼了那么久的解放，临到解放你们又要离开大陆。若真去了台湾，你们会后悔……九姐夫逯钦立本来犹豫。看大家态度如此，也坚定了留在大陆的想法。逯钦立解放后调到东北师大。我九姐现还健在，比我大四岁。26
逯钦立、罗筱蕖结婚二十周年。
其后的几十年，像这样的家庭多是人人自危，纵是姐弟间也音信稀疏。罗萼芬给我提供了一封90年代初罗筱蕖写给他的信，信中谈到了逯钦立一辈子呕心沥血的那套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了近二十年，到1963年，才交给出版社，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又是二十年，直到1983年，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陶渊明集》两书，中华书局已再版四次，去年又出一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都翻印了，美国有的大学教中国诗歌时也引用了这两本书。逯旸（逯罗夫妇的孙女）来电话说他们大学的美国教授专门向她提起这书的价值。1984年中华书局在香港办中国图书展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很受欢迎，带去参展的书卖完了，当年此书被评为国家一等学术奖。
这是一项迟到的“哀荣”，比当年傅斯年向逯钦立的岳父罗南陔的预言——“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足足晚了四十年。当事人都已看不到这个结果。罗南陔与傅斯年死于1950年，一个在南溪，一个在台湾。而逯钦立也死于1973年。死得都不轻松。
李庄前后，杨志玖写出了《阿保机郎经考辨》《新元史阿剌浅传正误》《寻寻法考》《元代中国之阿儿深人》等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分别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史杂志》、南开《边疆人文》和天津《民国日报》等，学术上可谓蒸蒸日上。但后来自己反思，除第二篇较满意外，“其它三篇都有观点和史实上的错误”。说这话或许为应对改天换地后思想改造的需要。1955年，杨志玖又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胡适的反动的唯心史观》长文，既批判胡适、傅斯年的反动思想，也清算自己唯心主义的史学观。
杨志玖娶在李庄，但他对那个时期的状况并不满意，他写道：“在李庄两年半，由于工作和我本来学的衔接不上，觉得不顺手，无兴趣，虽然把清代边疆变迁情况写出交卷，但算不得研究工作。”其实，他一辈子都致力于那期间开始的一项研究。
《马可波罗游记》自1298年问世以来，即风靡欧洲，吸引了很多西方人对遥远东方的向往。但是，海内外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存在争议，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杨志玖写道：
1941年夏天，在准备写毕业论文之前，我从《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与马可波罗离开祖国有关的材料，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寄给重庆《文史杂志》，主编顾颉刚先生在刊出的“编辑后记”上给予较高评价。1942年傅先生从四川给我来信，对该文的内容和写法表示赞许；并说，他已把该文推荐给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评议会参加评奖。其后该文获得名誉奖。先生又委托中央大学教授何永信把它译为英文，投寄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报》。但在1945年该学报发表时，却仅仅登了一页的摘要。27
杨志玖找到的那条“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相吻合，证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条“确凿证据”是他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
经历了“文革”十年的蛰伏后，中国的学术研究呈现出鹰扬奋发的状态。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连续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走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与〈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的谈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马可·波罗问题争论的焦点何在？》《马可·波罗书中的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等一系列论文。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应战海内外的质疑之声。
1994年，杨志玖偕夫人张锦云与博士生、硕士生弟子合影。
2002年，元史专家、国际公认的马可·波罗研究权威杨志玖去世。但这场争论并未止息。质疑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如元朝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存在的重大缺失，如没有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汉字及其他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13世纪中国的任何记载，还有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等。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考察结束后，十位考察队员和二十二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的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有提到过。伍德最近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据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媒体10日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称，大探险家马可·波罗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道听途说的汇集。
据说钱穆对待这场论战的回答是：我“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我想，这也应该包括对皓首穷经、“奋起”质疑的杨志玖先生。
王志维去台湾后，仍在史语所服务。因老所长傅斯年的关系，王志维跟胡适交往甚多。胡适1958年就任中研院院长后，经常出国。他在南港住宅里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维管理。胡适的小脚太太还在美国，王太太张彦云就常替胡适缝补衣扣。1961年，中研院总务主任薛世平患病请辞，胡适想把王志维从史语所调出，接替薛的位置，他给代理中研院院务的李济写了一封信：
济之兄：
昨天薛世平兄有辞去总务主任工作的信给我，我想调王志维兄为总办事处秘书，代理总务主任。我盼望老兄能同意这办法。我观察了志维兄三年之久，觉得他有才干，有操守，又有好学的热心。所以我想请他担任这件很麻烦的工作。倘蒙老兄同意，以后他可以改用总办事处的名额。
匆匆敬颂双安
弟适敬上 五十，十一，十八
胡适是大学者，他选人的标准绝非仅靠忠诚和办事能力。史语所的档案里，我查了王志维的借书记录：1946/05/16借《Man》一书；1952/08/26借《自由与组织》； 1953/09/06借《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Of Civil Government》；1953/09/08借《和平的代价》《社会心理之分析》……读一个人的读书目录，也是了解其心路历程及治学路径。
1961年年底，王志维由史语所上调中研院，先作院务秘书，后任总务主任。据胡适说：“我太太最好。她去做她的，我做我的。”又说：“王志维招拂我，比我太太更周到。”胡适逝世后，王志维又作胡适纪念馆馆长。在他与夫人张彦云的苦心经营下，胡适纪念馆初具规模。有时由于经费不足，他们还自掏腰包。作家陈漱渝访台湾，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书中介绍了王志维的一些情况：
胡适是1958年4月8日只身从美国飞抵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的。直到临死前四个月，他那位以打麻将为唯一特长的小脚太太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到台湾来陪伴他。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王志维先生替他物色一所房子。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斯年）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令人感慨不已。
现在，胡适在南港的这所故居已改建成纪念馆。胡适生前生活起居的地方一律保持原状；又在故居右侧添建了一座82.5平米的陈列室，展出胡适的中西文著作三十余种，以及他的部分手稿、信札、照片、衣物。纪念馆基金有五万余美金，系由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馆长王志维先生，是胡适生前的秘书，善调酒。王馆长为胡适所作的最后一次服务，是在胡适入殓时将他平日喜爱戴的那副玳瑁架眼镜重新给他戴上。28
20世纪80年代，时任胡适纪念馆馆长的王志维与夫人张彦云合影。
王志维1981年退休。80年代初，张彦云在大陆的亲人通过香港的关系，找到张素萱在美国的儿子，与彦云建立了联系。张彦遐讲述：
1988年姐姐回来，带着儿子大庆。也就是说大庆这是第二次回外婆家。第一次还在吃奶。这一回回来已是美国一家中型企业的老板。他在美国读大学，入了美国籍。姐姐在宜宾的弟弟和姐姐家住了十多天。她还在台湾上班，返程票已买好了。这以后她又回来过两次。都是一个人回来。王大哥已经很老了，身体也不怎么好，1999年去世，活了八十一岁。29
真正的爱情是能经受平淡的流年。李光涛张素萱琴瑟和谐，史语所上下深许之。有文章夸赞素萱女士“温恭淑静，内外无闲言。持家俭约，每亲市蔬果。先生谓，有豆蔬已足，何必水果？呜呼，盖亦欧阳永叔《龙冈阡表》之遗意也。”李光涛1975年8月退休后，每日照常撰述不辍。他与张素萱育下两男两女。大儿康成，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次子宁成，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攻习高分子化学，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女儿小萱卒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小女幼萱专习护理。301984年12月31日，李光涛在台北因车祸不幸逝世。
李光涛学历不高，功底很深。一辈子就在那堆明清档案中寻寻觅觅。他纂辑的史料，除《明清史料》外，还有《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等；有专著《明季流寇始末》《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万历三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多儿衮征女朝鲜史事》《熊廷弼与辽东》等；还在“史语所集刊”和“中研院院刊”以及《大陆杂志》《东方杂志》《学原》《学术季刊》《孔孟学报》《幼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他将这些论文汇编成《明清史论集》，1971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89年，李光涛先生的遗孀张素萱及女儿在家中。
我在羊街八号罗萼芬家看过那部大书，足有两寸多厚，重达两三公斤。罗萼芬将它视为拱壁，从不轻易示人。据说在李庄唯一看过此书的是区公安员。这部书是罗萼芬的表姐张素萱1984年从台湾地区寄过来的。那时被海峡阻断的民间交流才解禁不久，包裹皮上的“台湾”字样如针尖麦芒。几十年的政治风云，罗萼芬已成候鸟，不敢擅自启封，而是小心翼翼地捧着包裹到区派出所，请公安员检查后才敢翻阅。这部书的扉页上只有几行字：“这是亡夫李光涛的遗作，送给萼芬表弟。素萱。”那是一部在李庄很少有人看得懂的大书。
治史，从细节考证，不厌其烦，披沙拣金。四十多年的岁月，李光涛完成了由档案管理员到专任研究员、明清史学家的角色转变。据清史专家何龄修谈，在清史史料的研究和运用上，大致可分三派：一是以孟森为代表的“正史派”；二是以朱希祖为代表的“野史派”；三是以李光涛为代表，运用档案、契约文书进行研究的“档案派”，档案派在明清史的研究中起步较晚，但贡献卓著。
1946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回南京，临走时在李庄板栗坳立下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碑上，刻着全所人员的名字，一些名字成了李庄人无尽的话题与永远的牵挂。他们是李庄的女儿罗筱蕖、张素萱、张锦云、张彦云；史语所的姑爷逯钦立、李光涛、杨志玖、王志维等。2005年，这块早已废弃被人取走的碑又重新在原址竖立，只是人们多已不知那碑上的人物命运，以及他们与一个时代的关系。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及罗萼芬、罗筱蕖、张伯森等提供。）
龙性难驯 多怀激烈游寿的困境与突围
游寿（1906—1994）四十三岁那年，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但过去的历史却如影随形，驱之不去。她一生涉猎考古、古文字、古代文学、书法等多个领域。但中晚年后的治学“没有了优秀的学术氛围，见不到古器物，不得已而自办文物室，那也只是小流，而非江海”。1命运捉弄人也造就人。书法家沈鹏曾评价：“她是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仅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认识，游寿堪称本世纪（20世纪）杰出的书法家之一”。民国的学者，很难以书法名世。但脱胎换骨的游寿，却以一管翰笔为自己劈开一片天地。
游寿，字介眉，1906年出生在福建东部沿海霞浦县城一个衰落的官宦家庭。高祖游光绎曾为清乾隆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去官归闽后掌教福州鳌峰书院，一代名宦林则徐即出自其门下。自游光绎以下，世代以教书为业。其父游学诚，光绪十七年中举，主持福宁府近圣书院。游寿晚年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余幼受庭训左氏传。先君为述金石名物，于是略有物象及其科学意义。先君精教学、训话、书画，弱冠负盛名，中年退居海陬，教学负薪以赡。余年十九丧亲既未完家学。”2其后，游寿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因参加学运，回乡避祸，曾接掌县女子高等小学校长职，是年二十岁，有“闽东才女”之誉。北伐期间，她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做妇青工作，后躲避“清党”回到乡里。
1928年，游寿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同学中有曾昭燏、沈祖棻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为代表的“金陵学派”，弘扬国学，注重传统，尤擅小学。游寿潜心问学，也倾心老师的板书：“当时在课堂上，看到俊秀、豪放各种板书心生向往。当年南京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国内古典文学大师聚集，如词曲学家吴梅俊逸的板书，二汪（旭初、因坦）的流利板书，黄侃虽不大写板书，也偶然写几次，有他的俊爽之气。而我独好胡小石板书，豪迈卓逸。他板书写得很快，也自己擦去，坐在前头的同学有时起来替他擦，其实许多同学舍不得擦。”3
青年游寿。
教授王易，字晓湘，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与汪辟疆、柳诒徵、汪东、王伯沆、黄侃、胡翔东并称“江南七彦”。王晓湘虽博古通今，然讷于言辞。每当他在文学院（也称中山院）上课，学生皆以为苦。当时，他授“乐府通论”讲北齐敕勒歌，女弟子游寿仿其体例私下戏谑道，“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鸟鹊难逃。心慌慌，意茫茫，抬头又见王晓湘。”众人闻之莞尔。有论者称其“少慕狂狷，率性任情”。同学沈祖棻晚年犹叹：
犹忆春风旧讲堂，穹庐雅谑意飞扬。
南雍尊宿今何在，弟子天涯鬓亦苍。4
游寿最敬重的老师是胡小石。她回忆：“记得我刚进南京中央大学，在抄上课证时，一位同乡告诉我说，中文系教授胡小石是有盛名的书法家李梅庵的学生。当时校中有六朝松和为纪念李瑞清先生而修盖的梅庵。李瑞清先生出身于有名的藏书世家江西临川李氏，家中收藏有很多碑帖拓本，同时经常有人拿字画来请李先生鉴定真伪。胡先生曾在李家当过家庭教师，自然看到不少名家墨迹或碑帖。这是胡先生早年跟李梅庵学书的一段。虽然胡先生的书法后来自成一家，有过李梅庵之处，可是胡先生一直是推崇和尊敬李先生的。”5李瑞清主张：“学书必须习篆，不善篆则如学古文不通经学。”游寿学书，亦“求篆于金，求隶于石”，承袭清道人李瑞清开其端，胡小石踵其后的金石书法流派。
1931年游寿毕业后，回福建到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任教。她和谢冰莹、谢文炳、郭莽西、方玮德等几位文学青年共同创办了文学刊物《灯塔》。谢冰莹在《女兵自传》中这样写道：
厦门在当时，文艺空气非常沉寂，真有点像沙漠似的，我们一提到办刊物，没有一个不赞成的……方玮德先生和游介眉女士都在集美教课，两人都是诗人。方那时正在热恋着黎小姐，所以诗的产量特别惊人。游是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达观，而其实心里充满了抑郁和苦痛，过着矛盾生活的人……记得是我在集美讲演的那天晚上，我住在她（游寿）那里，两人谈起人生问题来，她很感慨地说：“人不能离开感情而生活，而感情又是最麻烦、最复杂、最苦恼的东西，因此我觉得人生永远是痛苦的。”6
1934年春天，游寿与陈幻云结婚，由厦门至南京。这桩日后她不愿提及的婚姻，抑或就是她在厦门集美期间所说的对感情生活绝望与痛苦的原因？
这一年，游寿考回南京，与冰雪聪明的好友沈祖棻、曾昭燏等再度同修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她们相约“六朝松”下，在“梅庵”结“梅社”，在玄武湖、鸡鸣寺、扫叶楼等地雅集唱酬，还时邀授业诸师作文酒之会。曲学大师吴梅（字瞿安）、汪东（字寄庵）等乐而从游，并不时评介弟子佳作。最受赏识者，为点绛唇沈祖棻（字子苾）、霜花腴曾昭燏（字子雍）与齐天乐游寿（字介眉）三人。其时，胡小石也兼金陵大学教授，在文科研究所首开“书学史”课程。游寿遵照师训循序渐进，奠定了书家的坚实根基。
六朝松下的梅庵。
渔阳鼙鼓动地来。1937年卢沟桥惊变，结束了游寿与这群金陵才女的游学梦，战火驱赶她们仓皇上路，各奔东西。两年前曾昭燏就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专攻考古学。此刻正面临着继续留在异国还是归国的选择。沈祖棻读研究生时，钟情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本科生程千帆。“楚辞共向灯前读，不诵湘君诵国殇”，日寇进逼，沈祖棻只得作“新婚别”先行入蜀。战乱中，沈祖棻写下《涉江词》，获得“易安而后见斯人”（朱光潜评语）之誉。
1936年，游寿获金陵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为《殷周二代的神道观念》。日寇入侵，游寿尚在择业。其夫陈幻云在江西临川地方法院任首席检察官。游寿随夫宦游，在临川参加雷洁琼组织的妇女抗战救国运动。1940年春，陈幻云调任江西河口地方法院首席法官，游寿随之养病，并开始整理《资治通鉴》札记，续写《李德裕年谱》。疾病稍好，回家乡执教福建省立一中。这年初夏，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胡小石，将游寿推荐给新成立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7月29日，胡小石在给游寿的信中说：
介眉贤弟：
日前得飞书，极欣慰。寇机肆虐渝市，两月来几日与死神相挡拒，近时多雨，警报乃少闻耳。寒家在此，惟寓庐略损，大小人口幸无恙，望莫念也。女师学院校址定白沙，在重庆上游百余里，由重庆搭轮船一日到。开学原定十一月中，顷闻有提早之说，不知如何。光炜因本期仍需赴滇，上周专函循初先生，请其将弟之国文系讲师聘书直寄河口。 白沙环境甚佳，惟冀大局无虑耳。瞻望四方，我心如捣。奈何，奈何。光炜下月二日飞昆明，有书请寄昆明云南大学。幻云兄近况何似？前赐和章风韵清劲，令人低回。此行往滇，仍携之行箧中也，匆匆不一。
顺颂俪福！
光炜 顿首 七月二十九日7
战时求职不易，然女师学院所在的白沙镇在重庆江津县，距离江西河口漫漫数千里。陈幻云在江西履任不能相送，作七律诗一首作别：
六年前予有西凉之行，介眉过江相送，时值初冬，戴霜月而归。今其人入川，亦正其时，予以羁宦阙为面别，情见乎诗：
江潭摇落殒微霜，送我西行六载强。
今日君行谁送别，只应红树对斜阳。8
战争改变了国人的生命轨迹。1938年9月，年方而立的曾昭燏回国，应李济之邀，来到迁徙昆明的中博院担任专门设计委员。1941年中博院迁到李庄后，曾昭燏就任中博院代理总干事。因人手不足，她想到同学游寿。
此时，陈幻云调陪都重庆任司法院司法行政部编审。游寿在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当了一阵讲师后，接到曾昭燏之邀，准备启程。她与丈夫才相逢又别离，个中原委，冷暖自知。游寿曾写道：“曾昭燏从国外回到昆明，又辗转到四川南溪李庄山中，她要打开‘善斋’一批青铜器，便找我去。在旧中国，一个研究金石的人能看到拓片，就可满足，现在能看到许多青铜器，太好了。”9这一个“好”字，未必没有内心的悲苦。
游寿是1942年10月到的李庄中博院，一年后调到中研院史语所。她在李庄整整待了四年零两个月。最初在李庄镇上的中博院。她治学的路径与李济、曾昭燏、吴金鼎等“海归”考古学者大相径庭，不免有卞氏抱玉无人得识的苦闷。于是，她改投远离李庄镇五六公里的板栗坳的史语所，改名游戒微。
游寿到史语所是作善本书库管理员，属补缺救急的临时之举。1943年3月底，史语所善本书库的管理员王育伊“急于赴渝”，坐镇史语所的董作宾致函傅斯年，“继任育伊之人，乞兄注意物色”。这段话放在今天很不好理解，图书管理，无非是采购、整理、编目、上架，借出还回等，就像商店的营业员，只要大字认得一筐，钱不致数错，谁都能干。而当年史语所不同，图书馆是傅斯年建设新学术的重要保证。李庄史语所图书馆“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的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大间是汉籍书库，这无疑要算大后方唯一的文史图籍最完备的图书馆。最后一进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书中研院史语所所在的栗峰山庄牌坊头。分存第三院。这里共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因此，除了史语所的同人阅读之外，许多有关系的机关团体，都有人在这里研究参考。”10史语所乃中国人文学术之塔的塔尖，这里的学者多是某方面的专家。因此图书管理员，要求通才。
中研院史语所所在的栗峰山庄牌坊头。
要求高并不等于待遇好。游寿在史语所负责善本书库。初到之时，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即对她的安排“降格使用”深感不安。1943年8月26日，那廉君有信致傅斯年，“闻本所本年度第二次所务会议报告事项中‘借调中博院游寿女士为图书管理员’一案有‘名次在那君之后’一语，窃以为未便，乞收回此意。”论资排辈，是史语所的惯例，但对游戒微显欠公平。
游寿的不快还缘于傅斯年的专断。她说：“……由于凌先生（凌纯声）和向先生（向达）是南京学友，有时互相谈谈所学，有时也流露出依人之叹。”11傅斯年办史语所，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之衰歇，提出振兴救弊的主张。他说：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史语所进人，傅斯年多是挑选北大生，他对金陵学人做学问的路数不认同。而游寿恰恰走的是金陵“旧学”之路。
史语所图书馆藏有四万幅金石拓片，多属名家旧藏，其中一大类即为唐代墓志。借用墓志考证史事，是游寿早已擘画好的治学道路。她曾在1940年完成的《李德裕年谱》中写道：“新旧唐书李德裕传俱言六十三卒于珠崖贬所，补录传记亦云焉，唯续前定录云六十四。于是说者稍有考订是非。旧书本传云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今据新出土所撰彭城刘氏墓志末，烨附记云：己巳岁十月十六日贬所奄承凶讣。则公之卒在大中三年为可信。”此即以墓碑订史实之一例。1943年9月7日，她“提取《全唐文》四十函叁百贰拾册”；某年11月11日“提取《三代吉金文存》壹部四函”；某年4月14日“检还图书馆《唐代丛书》一本”……青灯黄卷，养浩荡之气。1945年8月15日，她向傅斯年写信报告：“归所月余，姑整理未竟之稿，拟东归前墓志史料第一辑可完成，唯拓片尚封存室内。倘谕彦堂先生准予取出历代墓志，是公私两便。仍乞裁夺。”
抗战胜利之后，游寿抓紧时间整理著作，1946年春节刚过，即致书傅斯年，“《冢墓遗文史事丛考》已于三十四年草讫，呈送岑仲勉、陈槃两研究员，指示之点，亦已改定，极想早日付梓，如何呈交，请核示。”岑仲勉、陈槃是史语所历史组的研究员，游寿的论文当是他两位指导和审定的。完成这部书稿，或许是游寿李庄四年中最欣慰的事。
游寿赠逯钦立所节临毛公鼎铭文。
然而，祸起萧墙。1944年6月21日，一事对游寿影响甚巨。史语所的档案中有一封致她的函，“前日见揭贴，深感悚异，执事如以为不可，一言即决，何至出此类揭贴。今既如此，只有与王君对换房屋，并无他法，即希照办。”从语气判断，这是所里的通告，处理结果不容商量。事件的起因或许是房屋纠纷。战时山村，史语所研究人员的生存状态十分艰难。在板栗坳，房屋问题，曾困扰过很多人。对其他人的住房问题，所里颇费心思。而对游寿未必公平？她会不会因“人微言轻”而粘揭贴（这或许就是贴“小字报”一类），且语气尖刻？
这件事何以了结，已不得而知。但游寿身心已倦。1945年1月25日，她致信傅斯年：“因病暂请给假三日。”调进游寿，傅斯年并非权宜之计，确有栽培之意。1945年2月16日，他给曾昭燏写信，“前谈游戒微先生事，最终结论仍以前法为妥，即改任为助理研究员，拟在开会时特别申请以第三年论，若两年内游先生写成著作，即可讨论升副研究员，不待满四年也。”曾昭燏的三哥曾昭抡是化学家，三嫂俞大均（时任中央大学外语系教授）是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姐姐。也就是说傅斯年与曾昭燏的哥哥是连襟。外举不避贤，内举却避亲，这封信不过是傅斯年与曾昭燏的按计行使。可惜游寿不明白老同学与傅斯年的这番苦心。
1945年2月21日，也就是傅给曾昭燏去信的五天后，游寿又给傅斯年写了一张无期的假条：“因旧疾复发，又因家乡沦陷，暂欲赴渝一行，未完工作抑另派人。或准予假，乞请裁夺。”依傅斯年的性格，不难想象他读这封信的心情。他办史语所，强调统一意志和纪律保证。历史组的助理研究员李临轩，研究断代史，1943年6月15日他向傅斯年提出，“因病初愈，防受暑重翻，只得暂请外出假五日，分发承办工作，随带五日归家抄写。至于前两次因病请假，俟以后星期例假补作，俯予赐准。”也就是说，请假休息，工作不停；请假时间，在以后的例休假中扣除。
一个萝卜一个坑，拔出萝卜带出泥。游寿的离去，牵出一系列的麻烦，3月3日，傅斯年嘱咐那廉君，“游戒微先生工作异动，善本书库由张苑峰先生兼管。”3月5日张政烺致函傅斯年，“迟至今日，未接管别存书库。不久当着手，届日当会同游戒微君及佐理人员王志维君将别存书库之金石拓本图书器物彻底清点。”游寿去重庆，或有个人私事。据游寿晚年的弟子王立民语，她与丈夫陈幻云的婚姻秘不示人。李济之子李光谟、董作宾之子董敏也曾告诉过我，李庄的研究人员都有些惧怕游寿和曾昭燏这两个老处女。如果她在重庆有家，与丈夫团聚，那就天经地义。但她不提此事，众人不辨就里，对她的时走时归，或逾时不归就不免微词。
她自1945年3月中旬离开李庄，4月11日再向傅斯年续假，“前蒙准假一月，现已届满，唯尚有多待，且江水多阻，续假一月，旷日恐久，请即停薪，以塞众议。”此一去，游寿耽误了四个多月，到7月中旬才回到李庄。8月25日她再致信傅斯年，“年来受闲气盖平生未有，常恐冒渎神听。然以防微杜渐，聊试一鸣，君子不欲高上人，固不与所中旧人寻仇。”傅斯年9月18日回信，“一切照前约之办法，您以旧名义未作研究，部分之管理事项可不担任，一切均交张政烺先生接收。移交之事，乞速办。”
抗战胜利数月，东归光复，人心所向。1946年3月5日，游寿再致傅斯年信：“本所还都计划已奉命在五月以后，职夏日多病，欲先下渝觅交通机会，至都日既向所中前所派人员报到，并听其指命，伏恳赐准。”同一内容的信，她也分致董作宾。半个月后，游寿在重庆再致傅斯年：“本所复员在夏天，职每年夏令必病，万不得已，呈请下渝自觅还都机会。顷抵渝已一周，正极力设法交通工具，倘得先行至京之日，即向所中所派接收人石璋如先生报到。”董作宾是否准允游寿的请假；此事他又是如何向傅斯年禀报的，未查到依据。3月2日，傅斯年致函董作宾：“游竟自行离所，应将其免职。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弟当时找她，大失策。甚对本所不起。”当初史语所辗转万里，人员流失，能在艰难困苦中稳住一个人文学术集团，实为不易。傅斯年此举有安稳人心，消除影响之意。与此同时，傅斯年给所里同人写过一封公开信，表明自己一不会弃所去做官，二不会背离同人独自先享受。
3月27日，傅斯年给游寿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执事未得董先生同意，自作主张，自行离所，应自离李庄之日起，以停止职务论。”四天后，游寿回信，“顷奉手谕，不胜骇愕。职此次离所彦堂先生曾批示‘暂作请假’。职在所中前后四年，自揣无过，倘钧长以离所还京太早者，亦可即返李庄。”事若至此，尚有转机，游戒微在致傅斯年信的同时，又致董作宾：“此次请示先行归京经过，不图先生背后报告，傅所长有停职通知。今且忍耐不言，顷再缄倘以为不得擅行还京者，即重返李庄。”这封信本可换一种方式，求得宽宥。但游寿性格如此，岂能俯就？
傅斯年本性执拗倔犟，嫉恶如仇。且又有与曾昭燏的那层关系，因此对游寿的抱怨也就更甚。他决定壮士断臂，“以塞众议”。1946年4月7日，傅斯年分别致信董作宾、游寿。给董作宾的信是，“见游来信强词夺理，附致兄一信尤如诬妄。此等人万不可留其在研究所。一切文件附上，均至要紧，乞交那公（指那廉君）特别保存，以备万一打官司之用。兄万不可回她信，以免上其当。兄代为弟事受累，弟无知人之明，弄她进所，对所尤深歉仄也。”
傅斯年给游寿的信，“先生如于停职之办法有所申辩，自无不可，此事之决定系根据执事来渝留下之字而作，与董先生无涉。又，执事致董先生信之词调， 自为执事一贯之常态，亦即敝所不能永久忍耐者。故前此决定绝不能更易。”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在收到傅斯年解聘信三天后，游寿终于拍案而起，吐尽渥气，“平生志在为学，岂效区区作驽马恋栈耶……”
游寿在板栗坳完成的论文《冢墓遗文史事丛考》本已收入史语所在李庄的文章总汇——上中下三大册《六同别录》。但此时傅斯年坚决下令将那篇论文撕去。同事那廉君向傅斯年写信求情：“……《六同别录》已装订成册，如撕去游先生一文，势必重新装订，并改封面，此举是否可免，敬乞告知。”傅斯年一意孤行。1946年4月11日，史语所致函游寿：“所著《冢墓遗文史事丛考》一书，本所不能付印，可由执事自行设法出版……”按说游寿的论文是拿中研院的俸禄，在职务期间内完成的，怎能任性使气，随意拒印？
管理员那廉君在李庄的史语所图书馆。
《伐绿萼梅赋》与《山居志序》，是游寿在李庄撰写的文学作品，收进自己编制的年表，并列入学术成果。后来的研究者论及这两篇文章总是大言玄玄，不着边际。其实，细细解读，自然会得出另外的结论。且看《伐绿萼梅赋》的序：
壬午之冬来游西川。寄居咏南山馆亚门，香飘雪曳，冰肌玉质。顾视绿萼梅一株，蟠矫偃翥，长自瓦砾，南枝如鹏翼垂云，伸覆墙外，盖上有樟楠竹桂，蔽雨露之泽，草木有本性，槎枒以望生。明年，余移居海红花院。又明季夏，主人伐而去之，曰：枝干虬囷，伤籧篨也。余默然久。兰芷当门，锄而去之，此言不虚。乙酉冬，余居驭仙草堂，又出入山院，门庭无改，独不见故枝羁旅门墙。感草木虽无言，而性灵或有同者，遂赋之。12
“壬午之冬来游西川”，即1942年，游寿应曾昭燏之邀，到李庄中博院作助理员。“寄居咏南山馆亚门”，是“接花移木”的“借景”。咏南山馆在距离镇上七八公里的板栗坳栗峰书院，那里是史语所考古组办公地。距李庄镇还有八里多路。初到李庄，游寿是住在镇上张家祠堂的中博院。1943年9月，她才由山下的中博院调到山上板栗坳史语所图书室，也就是赋中所写“明年，余移居海红花院”。“又明季夏，主人伐而去之”，“余默然久。兰芷当门，锄而去之，此言不虚。”心有所感，情发于中。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按说，诗人对主人“伐绿萼梅”的谴责和对梅树兰芷遭遇的同情，当形诸纸上。而这份伤感一直压在心里两年多，直到“乙酉冬”，“又出入山院，”睹物伤情，“感草木虽无言，而性灵或有同者，遂赋之”。
咏南山在李庄板栗坳，板栗坳是张家聚族而居的场所，从明万历时期开始，陆续修建，修成了七处大院子，还附带一个戏楼院。最北的在田边上，对面是桂花院，其间坐落着老房子、柴门口、牌坊头、戏楼院及新房子。史语所的百多号人就分住在那七处大房子中。也就是说即使真有人伐绿萼梅，“凭吊处”也是天天经过的寻常之景，何以要经年才感怀赋之？联想前述“借景”，“伐除绿萼梅”也多半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游寿撰写并书《伐绿萼梅赋》。
伐绿萼梅处，咏南山亚门，正是董作宾的办公地。董作宾曾写过，“一座装潢雕刻精美的咏南山大舞台，那是董彦堂（作宾）的工作室，他整天在那里披览、摹绘、抄写。或者木坐呆想他的能力所不能解决的问题。”13《伐绿萼梅赋》将背景置于此，指向不言而喻。“处士过此而盘桓，妒妇见之亦恨嫉”，“熏莸臭味既殊趣，清浊浮沈又甚分”，“甲第混负贩，同贵贱而联翩。或无为而称治，或损益以求贤”……游寿已非单纯写景状物，而是发不平之鸣。
这并非笔者穿凿附会，游寿的《山居志序》的地点，即史语所所在的栗峰书院，她在序中说：
峰以栗名，地乃为坳。陟坡陀以升降，绕江流如襟带。水路交臻，时有山市。一苇西泝，爰适此山。既怀嘉□（此处原文为方框“□”），即削名籍。职同守藏，将泥水以自蔽。居寄庑下，无赁舂之劳苦。借百城之富，□（此处原文为方框“□”）抽思之写……
寄人篱下，有志难伸，唯一安慰即坐拥书城。然而，“少慕狂狷，率性任情。长读诗书，风雨无晦，鸡鸣不已。”高士之志总是难谐现实环境。
若夫爵登封五等，恩隆九族，苌弘之数典，张华之博物，楛失蘩弱，金路玉斝，雕版绘像，比物丑类。骨列专车，计尺度而分氏族；辨音夷貉，论方言以记輶轩。或则吮墨含毫，焚膏继晷。灯豆摇影，龟卜繇兆方紬；稚子索哺，孺人怨语如絮。
史语所分四个组，一组历史，陈寅恪兼任主任，长期不在任上，由傅斯年代理；二组考古，李济兼任主任；三组语言，李方桂代任主任；四组体质人类学，吴定良任主任。正如傅斯年唯我独尊，游寿对史语所治学的路子和方法也未必认同：
人怀荆山之璞，家悬灵蛇之珠。天纲八纮，顿之落山矣。故鱼目混珠，滥竽邀赏。诩平生著作，自题手泽。美闺中淑女，谓居秦楼。国无世业，犹依父荫以扬声，制非封建，竟比翰花而自贵。道无四皓，遁隐商山，安望玄德，礼致令下，一纸顾盼。南溪何怪，妙选不伦。或则髨□（此处原文为方框“□”），□（此处原文为方框“□”）俗执拗，仍同顽禅。贾竖学儒，气度自然斗筲。客无三千，士难五百，不知狗盗，亦惭鸡鸣。
环境与心境互为因果，又互相影响：
膏沐未施，掠云鬟以欲颓；锦绮间叠，看珠碧而溅泪。生长戚里，但知歌吟，未习机杼，试濯江波。调姜韭初尝辛酸，问米薪始知珠桂。此是女伴，长话殷勤。
不愉快发展到极致，卒章显其志：“夫尺蠖能屈，龙性难驯。多怀激烈，直抒慷慨。未闲典故，词甚鄙陋，通人拊掌，无所恨也。”这段话与1946年10月4日，游寿分掷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代理所务的董作宾那一纸嗔言，“平生志在为学，岂较区区作驽马恋栈耶”何其相似！
1946年，游寿回到南京，在恩师胡小石的推荐下，进中央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此阶段成果迭出：《唐人卜葬邙洛之风尚》以墓志资料结合正史，探究唐人卜葬邙洛风气之渊源；《梁守谦墓志与唐代宦官》以墓志与两《唐书》相印证，并补正史之缺；《晋黄淳墓表跋》论晋黄淳墓表相关史事及其书法特点。此外还有《金文武功文献考证》《论汉碑》等文。但这些成果应该多是出于李庄阶段的积累。一年后游寿离开中央图书馆，她在日记中记载，一次性向继任的金石部主任功莹辉移交自己编辑整理的金石拓片五千五百一十种，未登记金石拓片六十七种八十三幅，快雪堂帖一函五册，画像二十幅等。可见除了治学，她对本职工作也孜孜以勤。1947年，游寿转入中央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
1948年，游寿（三排左一）与宗白华、唐圭璋、曾昭燏等贺胡小石先生六十寿庆。
1949年后，中央大学并入南京大学。1951年游寿随丈夫陈幻云调入山东会计专科学校，继而入山东师范学院任副教授。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游寿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受学背景尤其是与中研院的粘连，都成了洗不清的罪证。即使李庄的那段委曲的经历，也没人会理解和同情，反而会认为她在“隐瞒历史，以曲求伸”。唯一的选择是告别过去，切割历史。
她在1957年“反右”结束后，主动请调黑龙江，任教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系，主讲考古学、古文字学、先秦文学和书法艺术等课。她尽量淡化在史语所的历史，完全断绝与“李庄的孑遗”的任何联系，再不愿提及那段经历。1970年，游寿曾到黑龙江五常县农村插队落户，孤身一人，饱受艰辛。直到20世纪70年代，游寿退休后，才从塞外给同学沈祖棻寄去诗笺：
冬初小恙高烧，梦子苾来访不遇，唯见案上留诗。余出门追之，倦极而醒，乃一梦也。成此诗，数月寄与：
又见冰花满窗棂，数尽飞鸿入北溟。
唯有故人深入梦，留诗案上意叮咛。
沈祖棻在日记中说游寿的信和诗：言长意深，富于感情，读之喜慰，反复阅看。“渐无消息廿年余，绝徼终传一纸书”，她一口气写下十首《得介眉塞外书，奉寄》14，兹录两首：
秦淮春水绿迢迢，流尽华年旧梦遥。
欲说江南当日事，老来残魂不禁销。
小楼深巷卖花迟，二月江南万柳丝。
晚年游寿。
游寿1987年所作书法。
寂寞空山春雨夜，那堪重忆对床时。
回首前尘旧事，游寿和道：
南苑文坛感慨多，龙蟠虎踞自嵯峨。
飞来绛燕呢喃语，怕听平湖有苍波。
“绛燕”为沈祖棻笔名，四十多年未见面了，风雨过后，最喜听到春燕般的呢喃细语；然旧雨凋零，又怕听到玄武湖畔的不祥涛声。1977年6月27日，沈祖棻因车祸去世。她已等不到与老友游寿的重聚。
老子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造物主在让游寿历经坎坷、备受磨难的同时，也提升了她的书法境界。前人论隋唐高僧智永之书“精熟过人，惜无奇态”。但此种风范，是作书如面壁诵经，全在虚静中透出。苏轼所评，“智永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同异代知己，游寿在守秩序，尊家法之中而以空门的宁寂精神为书，在孤寂之中，获得了“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的大境界。“南萧北游”，身处南京的萧娴与黑龙江的游寿，被誉为20世纪书法史上的“国之双娇”。
文章到老意气平。游寿到“文革”后期，回首往事就像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到了金陵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已清楚地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命运。她在重抄旧稿《伐绿萼梅赋并序》的“跋”中写道：“乙酉冬至初稿，乙卯立冬后十日重抄。右藁流居西川所作。日者，王云自北京归，转夏鼐问讯。又读英人李约瑟之《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论》，故人旧事盖已三十年矣。今存者几人？”游寿写得很隐讳。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论》中，提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的李庄之行，提到了史语所和傅斯年、董作宾。难怪游寿写小楷的钤印，多是当年董作宾在李庄为她刻的两枚名字小印。就像沙里淘金，岁月流逝，仍会留下沉甸甸的记忆。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王立民等提供。）
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
曾昭燏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使用政策时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她因此成为最早钦定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典型化的过程，也是在改天换地的大时代中脱胎换骨的过程。何能脱胎，遑论换骨？她的血管里流淌着“原罪”，她与旧政权与台海那边都有太多的粘连，她留在大陆的亲友也不断有人罹难。尽管她选择了背叛阶级的革命，也获得一连串的桂冠。但政治的权杖并不因此就放过她，良心的拷打也使她人格分裂。唯有学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成为她人生最大的支撑。蔡元培评价过一种女性，“对于研究学问或改造社会有特别兴会，超乎性欲与狭义的爱情之上，那自可守独身主义，抛弃为妻为母的职责，而委身于学问、社会。”20世纪50年代曾流传着一段关于曾昭燏的佳话，一位苏联专家在来访时问：“曾小姐打算何时出嫁？”曾昭燏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我早就嫁给了博物院。”
落叶欲解红尘泪，看似无情却有情。
1929年，曾昭燏考入中央大学外语系，二嫂俞大絪是这个系的教授，二哥曾昭抡在该校任化学系教授兼化工系主任。曾氏兄妹是湖南娄底双峰县曾国潢的曾孙辈，父亲曾广祚（1879—1931）与母亲陈氏（季瑛）育成昭承、昭抡、绍杰（昭拯）三个儿子和昭燏、昭懿、昭鏻、昭楣四个女儿。那时曾昭抡在南京傅厚岗购地建宅，1931年转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曾昭燏把母亲和昭鏻、昭楣两个妹妹接来南京，一同居住在曾昭抡的家宅中。据游寿说：“有一天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语系一年级，我叫她转到中文系，学文字学，再学一点文献、考古文物，这样前途较广阔。她在第二年转到中文系，以后我们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用蝉翼笺影写，请胡小石先生题词。”1曾昭燏记下师生诗词唱和，其乐融融的情景：“师生平喜诵吴梦窗《点绛唇》‘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一词，用其韵至再至三，群弟子亦和之。余和曰：‘小阁飞空，一池碧映垂杨路；绛云深处，听尽潇潇雨。’”
青年时期的曾昭燏。
1935年3月，曾昭燏告别师友，自费去英国留学。尽管后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主编的《文史丛刊·小学研究》上还刊有她的论文《读契文举例》，但她的研究方向已开始从文字转向器物，从案头走向田野……
1937年年初，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应邀到欧洲讲学。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组织了数次安阳发掘，赢得了国际声誉。他在英国受到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的热情追随，其中有吴金鼎与陪读夫人王介忱、夏鼐和曾昭燏。他们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祖国的师友十分敬慕。在伦敦期间，李济患骨节病住进医院，异国他乡多有不便，幸亏有王介忱与曾昭燏两位女性跑上跑下，悉心照料，经过二十余天的治疗才逐渐康复。夏鼐日记有载：1月23日“约了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民、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1月26日“晚间赴曾君之约，为李先生洗尘。他们看戏去，自己不去”。1月30日“晚间赴吴君之约聚餐，李先生及曾女士皆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2月22日“下午至李先生处，曾君亦在，闲谈着考古学方面的事情，至傍晚始返”。3月21日“至皇家丘陵看李先生，他的骨节病仍没痊愈，……有一个小灶房，每天中午由吴太太来做，晚餐由曾女士来做。”4月1日“傍晚至李先生处，约他明天到大学学院参观博物馆，曾、俞二女士皆在座，坐到夜深12时许始散。他们所谈的，几可作《儒林外史》读。”2李济也关心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并动员他们日后回国到史语所或中博院工作。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此时，曾昭燏已得到中博院的津贴，并按照要求，前往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实习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现状。这多半出于李济的安排，意在培养未来的工作伙伴。数月前，李济考察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后，感叹“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他印象最深的是，飞行器的陈列竟是从昆虫及飞鸟的飞行姿态开始的。由这些标本再看到各种现代的飞机及模型，“对于飞机的结构，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借助博物馆普及科学知识，推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他最大的心愿。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那天，突闻卢沟桥事变爆发，她“感觉沉闷愤激”。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她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1938年9月，曾昭燏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离开英国，经德国到法国乘海轮回国，同船的还有费孝通、杨周翰等人。他们从香港经越南10月29日始抵昆明。11月，曾昭燏欲回湘迎接母亲，后在桂林，母女俩竟意外重逢。
1939年1月曾昭燏携母到达昆明。她来到城郊龙泉镇的中博院，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此时的中博院，可谓考古学的重镇。曾昭燏与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吴金鼎及夫人王介忱等，“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当时英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较高水平”。信心满满的李济拟订了一份西南考古计划：“过去十余年来，华北考古之结果，证明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吾人为欲了解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起见，现拟按照下列计划，从事西南考古。
曾昭燏（中）1938年在德国柏林。
兹拟实地调查西南古迹，颁藉吾人所熟知之汉族遗物为线索，先求汉族遗迹之分布，再就地层先后，以推求汉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汉化后所产出之特色……”3他派吴金鼎先去滇西摸底。吴金鼎11月中旬出发，经大理、邓川、洱源、鹤庆、丽江、滨川诸县，在大理境内发现了数处史前遗址。
1939年春，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三人组织发掘团，前往大理调查古迹。洱海之滨苍山脚下，他们就地招聘白族青壮年四十多人参加田野发掘， 自3月开工，一鼓作气完成马龙佛顶峰的发掘。“于此万里投荒，绝圣弃智，反易安详。”闲暇之时，曾昭燏写了几首小诗，兹录其《寄怀子淋约廉柏林》，诗曰：
金袂凌风绝世姿，参天雕柱亦威仪。
一城芳草终季绿，惆怅无繇共赋诗。
丧乱飘流各海涯，月明同动故园思。
秦鬟妆镜今犹昨，休话莫愁夜泛时。4
11月23日，尚在佛顶峰考古工地的曾昭燏，忽得母亲病亡的电报，顿时如五雷轰顶。“伤哉！遂为无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也！”她急赴昆明，为母亲吊丧。此时，昭抡、昭鏻、昭楣均在昆明，昭承、绍杰也从重庆赶来奔丧，唯有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攻读博士的昭懿远在北方，无法回来送别母亲。曾昭燏泪眼和墨写下祭文，内中有“烽燧满天，乡邦难返，谨奉遗体暂厝昆明近郊，一俟寇氛肃清，江南底定，当扶柩而北归，庶合葬于先垄”等愿语。1940年1月2日，曾氏兄妹将母亲葬于龙泉镇瓦窑村的右山上。1月14日，曾昭燏即忍悲吞泣返回大理考古工地。直到2月15日，始完成在大理马龙、佛顶、中和、龙泉等遗址的考察，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汉、晋和南诏大理国时期文化遗址三十八处，以及南诏大理国以来的古墓葬十七座。此次考古发掘的收获，“证明此次在大理之发现，实代表一特殊系统之史前文化，似可与黄河流域之仰韶、龙山两文化并列。此文化之初次发现，即在点苍山与洱海附近，故定名曰‘苍洱文化’”；“足证其与中华远古之其他文化有相当关系”。返回昆明，他们开始整理发掘出土物，撰写发掘报告。战乱之时，何处安放平静的书桌？直到1942年，曾昭燏、吴金鼎、王介忱才联合署名出版《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其中“点苍山下所出古代有字残瓦”一章，由曾昭燏执笔，全书的英文摘要亦由她撰写。由于当时印刷条件极为困难，全书数十万字均由她用毛笔誊写，在李庄石印出版。后人评说：“这本书对研究云南地区的远古文化及大理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且有开创性的功绩。”51940年，日机轰炸昆明，中博院与中研院史语所等单位将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行前，曾昭燏“陪仲兄（曾昭承）往拜母亲墓，于瓦窑村一带山上徘徊甚久”。
1940年11月底，中博院迁到李庄。1941年2月，曾昭燏被任命为中博院总干事，襄助主任李济，负责日常工作。中博院绘图员索予明回忆：
我的顶头上司曾昭燏小姐，她是一位工作十分认真的主管……她学识好，能力高，受到傅斯年赏识，礼聘进入中博院。三十八年抵台，胡适之先生到了台中，就询问：曾小姐来了没？没有来，好可惜，那是个人材啊！这是大家对她的评价。我认识的曾小姐：干练，有抱负，外文好，工作严肃又认真。我们尊敬她又怕她，跟她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除了跑厕所，差不多都坐在位子上工作，一点都不敢偷懒马虎。曾小姐也是位考古学者，她的考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6
1941年春，曾昭燏参加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三家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团员有夏鼐、曾昭燏、王介忱、赵青芳、高去寻、陈明达等。首选目标是位于岷江中游的彭山江口镇汉墓。她在《永元残墓清理报告》中写道：
1941年6月12日，与吴金鼎君自寂照庵北行，往寨子山调查。于山之西向半腰上，见有近代石工所开之大缺口，其近处有一洞，盖一已开之崖墓。入其内，见墓室尚完好，唯石椁破片与泥土堆积不平。吴君忽于墓之尽头处左侧，发现一内室，室门外两侧石上，各有刻字一行。向内一行过暗，不能读。向洞口一行，有“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字样。既已知墓之年代，当即决意全部加以清理。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中博院的催粮信函。
15日，再往访此墓，为内室门侧刻字二行作拓片。内室不见天光，甚暗，持灯入，见瓦棺残片及泥土堆积，于土中拾得残陶数十片而归。
16日，率一工人往，将内室瓦棺碎片，堆于一处，室内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遗物皆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面石椁内之积土。20日，为内外二室作平面剖面各图，工作遂毕。7
曾的文字表明，当时的发掘已按照现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操作，其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总干事曾昭燏不能长久在外。她写道：“1942年3月，因博物馆的需要，我从彭山绕道重庆回李庄，在博物馆里面工作……李济对我非常信任，我一面作博物馆的基本工作，例如保管、编目等，打下基础，一方面保持着我这部门不被腐化……同事中只有王天木支持我。”8为改变这种状况，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关心来培养新人。
1939年，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在大理上末村作考古发掘时，认识了青年画家李霖灿。当时李在大理“三月街”写生，被人误为“画地图”，被警察押送至县政府。县长知道抓错了人，就对李霖灿说：“你既然认识中央研究院的，就到乡下取个‘保’回来，也好了结这桩公案”。随即派一名警察陪同李霖灿到上末村工地。不多一会儿，曾小姐的公文写好交给警察，李霖灿始得脱身。李也由此见识了曾昭燏的一手好书法，及指挥考古发掘的技能。于是他在上末村工作站住下来，晴天跟他们上苍山坡头学考古。李霖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学术机关的空气温馨，这一点温馨，影响到我后来的终身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定。”来到李庄，在李济、董作宾和曾昭燏等人的关心下，李霖灿开始编写世界上第一部《磨西东巴文字字典》。晚年李霖灿曾委托访台的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宋伯胤，代他将一篇纪念文稿带到曾昭燏的坟前焚烧。文中充满深情地回忆，是曾昭燏赏识他，帮助他到中博院工作，指导他撰写学术论文、专著，还为他补习英语。李霖灿在祭文中哭道：“昭燏女史，我以八十二岁老翁的年纪，在三十年之后来为你含泪作传……”。
1940年，李霖灿画的大理三月街。
毕业于同济大学测绘系的索予明写道：
曾小姐好学，也鼓励属下用功，她中午不休息，教我们英文。李霖灿先生曾形容她的教学：“真是讲得好，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首尾贯串，左右逢源。”我们也知道她教得好，教得认真，但对我们西言真是苦不堪言。9
1943年7月，曾昭燏与李济合著的《博物馆》一书由国府教育部署刊，重庆正中书局出版。这是在曾昭燏留学期间，到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博物院两次实习所完成的报告的基础上撰写的。她通过对欧美尤其是德国博物馆的考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博物馆的组织、管理、建筑设备及收藏、陈列、研究、教育等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作者指出：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科学不发达，故历代收藏，专重古物，对于科学物品，素来忽视；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中国直至满清晚世，一切收藏还只供少数人玩赏。10这部书的初稿由曾昭燏1939年在昆明完成。事前，她与李济共同研究，事后经李济修订。全书也体现了李济的一贯思想。李济认为，博物馆、科学馆的目标就是通过展示来教育民众，如搞一个实物展览来说明现代动力发展的历史，不能只限于陈列几台蒸汽机、内燃机，应该从人类开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动力说起，如猎人利用自然弹力，农人利用水力，以及利用驯服的兽力等，都是开发现代动力的预备知识，由此再说到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及原子能的利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部很自然的历史。为此，他曾在重庆的电台上专门作过关于“博物馆”的科普讲座。1943年下半年，曾昭燏还协助李济，在成都、李庄和重庆三地筹办了“远古石器展”。仅在李庄的展出，一日参观者就达八千人……
李济与曾昭燏，一个是中博院筹备处主任，一个是总干事，一男一女配合默契，免不了招人非议。李庄的圈子中也流传过两人的绯闻。我曾就此话题询问过李济之子李光谟教授11。他说：
父亲一辈子热心博物馆事业，在这一点上，他与傅，（斯年）先生有分歧。傅先生是不太重视博物馆的。父亲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在人类之间增加知识和传播知识”，这是19世纪末的化学家史密森的原话。史密森把钱捐给了博物馆，留下遗嘱。史密森博物馆是美国著名的博物馆，在这块招牌下，很多博物馆都归了史密森。父亲在《安阳》那本书里讲，大量的发掘，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到推进历史知识的最前线去了。他在西阴村的报告前部也用了这句话。我还看过他晚年的文章还有这句话。因此，李济、曾昭燏合著的《博物馆》专著，书中是肯定有父亲的思想的，父亲也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但应该说主要是曾先生的著作，当时为了提高曾先生的知名度，父亲不过是看过稿子，就挂了个名。12
李光谟认为，傅斯年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兴趣不大，父亲与他的分歧所在，也正是与曾昭燏默契的原因。接下来，他不忌谈父亲的“隐私”：
关于李济和曾昭燏的事，有人传过，后来中博院、史语所也传过，傅先生的一份已公开的日记中好像也影射过这件事。当时这种传言，也闹到母亲那里了。母亲很生气。曾先生人长得也不是很漂亮，老小姐一个。我父亲至不至于跟她有什么不轨的事，我很难想象。这桩事我以为有点不正常，恐怕有人际关系的纠葛在里面。 曾先生管事很多也很细，不清楚的都要问，因此会开罪一些人。她当时四十上下，父亲也就五十岁左右，他们谈工作的时候不一定都在大庭广众之中，有时需要在办公室谈，比如研究人事之类的事。就有人风言风语……李庄张家祠那个地方，百鹤门窗，人在外面往里看，什么都一览无遗。13
2005年9月3日李庄，李光谟在父亲李济当年的办公室前。
我多次参观过那间“主任室”，那是四川李庄张家祠堂西北角的一间房子，木地板，外面一壁的雕花木窗户。众目睽睽，何藏“隐私”？
当时，李济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两个女儿先后病逝，心绪极坏。再者，史语所属中研院系统，经费由财政部拨付，中博院隶属教育部，经费由教育部发，李济同时兼任史语所三组主任和中博院筹备处主任，矛盾就难以回避。总干事曾昭燏作为工作上的助手、学术上的同仁，思想感情上也许与李济走得较近，甚至也不乏一些生活上的关心。从曾昭燏致李济的信即可看出两人关系的渐进。收入《曾昭燏纪念》文集中的第一封信是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六日，署名“曾制昭燏”；民国三十二年，署名“曾昭燏”，到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以后的署名皆为“昭燏”。信中除却谈工作，也有生活上的关心，如“奉二月二十一日手书，敬悉一一。重庆生活之苦，在人意料之中。只望诸事得早日完毕，能于月底返李庄则幸甚矣。伤风愈否？极念极念……傅先生于十二日从此乘飞龙轮动身至南溪。昨日早乘巫山轮往渝，燏送至南溪，闻船上甚拥挤……现从筲箕背至李庄有长天、永昌二轮对开，惟南溪至筲箕背一段需起早耳。南溪旅馆极坏，不能住，可住张官周之征收处。”14关切之情跃然纸上。难怪，傅斯年会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曾于济之信服之至，亦怪事也。”15
其实，曾昭燏的独身是自觉舍弃了做女人的权利，“而委身于学问、社会”。情欲对于李济这样的学者，也是奢侈品。他曾说过：“所谓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者，至少应该保持如荀卿所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的态度。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结果多少总是‘蔽于一曲’而失其真。”16所以，我相信，李庄时期的曾昭燏，也就是李济的红颜知己。
1945年12月，曾昭燏参加了李济主持的“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0月中博院迁回南京，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辞去了中博院筹备处主任职，交给曾昭燏代理。后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仍担任总干事。此阶段，在她的主持下，中博院开始了陈列大殿的基建工程。
1941年11月6日，曾昭燏致李济信。
1948年秋冬之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南迁。当时，由于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不同判断，曾氏家族的后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离开大陆，如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承、妹妹曾昭楣以及至亲俞大维家族等去了台湾、香港。二哥曾昭抡、妹妹曾昭懿等留在大陆。曾昭燏在1951年的“干部履历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住在我这里。她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曾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周恩来认识……她和我谈了她所知道的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来临。她的言辞使我消除了一切的忧虑。”17曾昭抡还希望她与二嫂俞大絪一起赴解放区，“可为学术界服务，做些纯粹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更大。”18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作出决议，决定精挑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曾昭燏坚决反对，12月6日她致函杭立武：“此次遵照理事会决议所选诸物皆国宝，若存京文物安然无恙，而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1912月22日，海军派出中鼎轮装载着史语所和数学所重要图书、仪器、设备以及故宫迁运文物，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28日抵基隆港。1949年3月6日，曾昭燏与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等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了题为《搬回古物图书》的文章。一月后，曾昭燏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之文物运回大陆。
李光谟曾向我讲过李济对此事的态度。他说：
父亲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记得好像不是他一个人署名，还有另外几位。声明中说，你们说这批东西应该运回大陆，意思是运到台湾去就不是国内了？我们又没运到国外去。我工作了一辈子经过的事太多了。一件事是战后被国民政府派到战区查询日本人抢掠的东西，到了长春。我可知道，俄国人进到长春去解放长春抓走溥仪的时候，伪满洲行宫即溥仪宫殿里头，北京故宫最珍贵的东西都在那里，全部一抢而空。这个账可是怎样算？另一件事，历史上曾老九20打南京的时候，屠城三日，不但杀人，金银财宝满地都是，文物也是。南京太平天国掠了好多民间的财物，最后一概都被曾老九抢走了——这是有所指的，陶先生那篇东西，你曾昭燏可签了字！21
1951年，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
过去这批人大致可归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类，偏左偏右色彩不同。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迫使他们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当初，圈子里流传李济与曾昭燏的绯闻，虽属无稽，但也可见两人感情不薄。而今，楚河汉界，真刀真枪，互相攻击，真让人扼腕叹息。
随着新政权的诞生，曾昭燏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1951年她被文化部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54年任院长。她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中，1950年主持了南唐二陵的发掘。她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芜的祖堂山下的幽栖寺内，过着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发掘工作结束后，在她主持下出版了大型专著《南唐二陵》。1954年她又主持了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她还与尹焕章合撰了《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文。
曾昭燏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后，立了一条不成文的院规：凡是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她自己身体力行，不玩古董，还把收藏使用的清同治年间的瓷茶具捐给了国家。其实这条铁律即来自李济。1928年，李济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这一点上，分隔海峡两边的考古学家仍是心有灵犀。
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库房向工作人员讲解文物知识。
傅斯年娶曾昭抡夫人俞大絪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曾昭燏有亲戚之谊。在曾昭燏的回忆中，自认为受他思想的影响最大。当曾昭燏听说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在中国台湾不幸去世时，竟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在办公室掩门恸哭。
受到重用的曾昭燏为努力跟上时代，阅读也在开始转向。她读刘少奇《论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托里亚蒂《人类的唯一正确道路》、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伏契克《绞刑下的报告》等。从接受思想改造，到后来身先垂范。她在日记22中写道，1951年11月20日，她主动要求参加土改，“同罗宗真到西范井庄组织群众开会，斗争地主四人，令其自报财产，通夜未眠。”1952年3月29日上午，“向全院广播，检查南唐二陵发掘团的浪费与官僚主义。”8月2日，在全院大会上作自我检查一整日，“回忆前事，痛苦万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她捐款300万元及22枚银元，用于造飞机大炮。1953年2月24日，“听说毛主席已到南京，以为可能到博物院来，无心做事。”3月6日，“惊闻斯大林于昨日下午九时五十分逝世，悲痛不已，写誓词稿及唁电稿，七时起开追悼会。”年终时写道：“今年得见到毛主席是生平最大的幸福。”1955年3月3日，“撰写批判胡适思想委员会历史组工作计划。”她把胡适题赠她的《胡适文存》上交给组织。5月16日，晚七时半，向南京博物院全体干部作关于“美蒋劫运文物事”的报告，并进行座谈；18日夜，起信稿与《人民日报》，“为美帝企图劫掠我国文物事”。6月20日，“夜，写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9月17日，“同徐平羽谈解放前与李济在一起工作的旧事。”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的知名学者、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开座谈会，与会者在会上谈了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反右”运动开始后，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时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者。曾昭燏对这位“投身民主运动，纵论时局风云”的二哥素来崇敬。7月14日她赶到北京，“住在高教部宿舍，同曾昭抡俞大絪夫妇长谈。”15日“上午，与曾昭抡俞大絪夫妇谈话。11时到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谈曾昭抡的右派问题。下午，写信给统战部李维汉，要求同他见面”。7月18日“读曾昭抡这一年的日记，并作摘录”。19日“同曾昭抡挖‘章罗联盟’的阴谋资料一整日”。8月6日“到卫生学校看王淑娟，得知曾昭懿的神经已错乱。”9月2日“上午为曾昭抡口述材料做记录。写信与民族学院请追查费孝通。”——此时的曾昭燏从思想不通，到主动开始配合。
与此同时，曾昭燏的侄儿曾宪洛也同样遭遇不幸。曾宪洛与夫人郑秀琴生有曾宁、曾卫两个儿子，那时他们一家与曾昭燏一起住在南京博物院的宿舍里。戏剧理论工作者曾宪洛因与几位文艺界同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江苏戏曲工作的矛盾何在？》一文，被打成“江南草”右派反党集团的头目之一，受到最严厉的处置，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曾昭燏有几个兄妹去了中国台湾，她配合南京军区政治部，参与电台的向台湾同胞喊话，开展攻心战……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指示。8月中旬福建前线万炮齐发，轰击金门。曾昭燏写诗：
重洋制敌古今稀，运筹帷幄费苦思。
系得瘟神留海角，东风一着见高棋。
台海那边的金门前线，亲临指挥的就是曾昭燏的表哥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俞大维的母亲曾广姗是曾国潢的孙女。俞大维是留学哈佛的博士，抗战时是国府兵工署署长，曾昭燏在1940年9月16日的中秋日记有记：与俞大维夫妇及兵工署等三十余人同至龙泉镇，大家聚于傅斯年、俞大綵家，共度“中秋大会”，下午众人散去，“四哥（大维）、六哥（俞大绂）、叔兄（昭抡）、涭妹（昭楣）等均留下”，“聚谈甚欢，四哥健谈特甚”。而今，台海那边，傅斯年墓木已拱，俞大维已为“人民公敌”。
在那个对农民起义高唱赞歌的年代，平定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城的曾家自然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作为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时刻不忘洗清“罪恶”。她在《读李秀成自述手迹》中，有“一火金陵万屋墟，焚身犹欲救池鱼。百年心事分明在，试读名王自白书”“鸿毛岱岳须臾事，取舍分明是丈夫。寄语世人须着意，亲仇有界莫模糊”的诗句。
1963年的曾昭燏。
作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江苏省妇联及省社科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曾昭燏在领导运动的同时，也接受运动的冲击，使得她高度紧张，身心疲惫。1962年2月11日，她敬重的老师胡小石去世，精神上再受打击。曾昭燏为先生撰写了墓志铭。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来临，曾昭燏陷入莫名的恐惧，患了抑郁症，住进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据中博院（后来的南京博物院）老职工尹焕章的女儿邓嘉嵋叙述，196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曾昭燏叫尹焕章到她家的凉台上说话，她告诉老同事，自己藏着一个秘密：表哥俞大维到台湾前，把他家的地契房契都托付给了她。天长日久怎样处理始终心理很矛盾，后来就把它烧了。烧了又觉得很不妥。其时，俞大维任台湾“国防部长”。这件事在当时是件大事，藏着是个问题，烧了是更说不清的问题。在尹焕章看来，这是造成她患上忧郁症的重要原因。生病期间，尹焕章曾陪老领导在附近走走。一次陪她登上灵谷寺九层塔，在第七层时，曾昭燏将身体探出了栏杆外，尹焕章一把拉住她，说：“院长，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这件事让尹焕章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关于她弃世的先兆，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曾是九三学社成员，在民主党派的座谈务虚会上，大家都说‘形势大好’，曾昭燏突然来了一句说：‘我看你们都是佞臣。’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大家群起质问曾昭燏：‘我们怎么是佞臣？’曾昭燏立即起身离开会场。”231964年12月初，她收到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她对老同事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12月22日，曾昭燏提出去散散心，她让南京博物院的小车送她在灵谷寺前。半个小时后，灵谷寺塔上，飘下一道身影。前一天，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世上已无曾昭燏。
当年一起在英国留学，后来又一起在中博院与史语所考古组同事的夏鼐，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收到宋伯胤同志来信说：曾昭燏院长于12月22日在灵谷寺塔自杀， 口袋中有遗书，说古物运台，自己有责任；隐匿湖南家中的地契，对于家庭成员中不满，实则这些事都已向组织交代过，自去年5月间入丁山医院守养，领导上很照顾，此次当由于神经错乱， 自绝于人民。事件发生后，南博即请示省委，决定不组织治丧会，不发讣告，由家属自行料理后事，院加襄助，当即火葬，尚未埋葬，此事向觉明教授知之，曾去电吊唁云。”24
今日灵谷塔。
1965年2月14日，陈寅恪听到曾昭燏的死讯，写了一首《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诗，诗云：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25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丈夫的妹妹，曾广珊的儿子俞大维，又娶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为妻。因由这几层关系，尽管曾陈二人不曾共事，但关系密切，1949年后仍“歌诗唱和，颇有交往”。至1963年年初，陈寅恪仍有诗《病中南京博物院长曾昭燏君过访话旧，并言将购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以诗纪之》。曾昭燏的死，是不堪外在压力的人格分裂所致。史家陈寅恪似早有预知。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谈及历史上值世变之际，有这样一段话：“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本文照片由李光谟、李在中、岱峻提供，及采自南京博物院网站。）
林徽因：错位的“太太客厅”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在抗战胜利后曾如此评价林徽因。他与林徽因过从甚密，所述应当中肯。但我研究李庄数年，也看到了林徽因许多不为人知的轶事。前些年写作《李济传》，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提供了两封林徽因在1945年中秋前写给他父母的信，从那些文字中我读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温柔贤良的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系出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东西方文化，酷爱艺术。那时北平的北总布胡同，他们是花信风，几乎每周六家里都是花团锦簇。那拨“星期六朋友”，如诗人徐志摩、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等，常跨过一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径直来到梁家“太太的客厅”。后来自美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卷了进来，一时间俨然“国际艺术沙龙”。
沙龙的老板是金岳霖，他是梁林家的老朋友，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梁林是先后同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极为绅士。主持人是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听她以诗的语言和艺术的眼光，大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客厅里笑语欢声，迸珠溅玉。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1922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自家寓所。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1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子，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里，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2
那时，北平的知识分子因其出身教养、兴趣爱好、受学背景、专业方向的殊异而各有圈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阴云，林徽因这种招风揽月的沙龙聚会也招惹是非。1933年10月，作家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甫一发表，就引起华北乃至全国文化界的关注。写作的背景是北平，作者写到，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诗人徐志摩的诗作《偶然》。徐写道：“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文洁若当时尚是中学生，后来她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金岳霖也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林徽因对冰心的讥刺做出了迅疾的回应，据李健吾回忆：“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对这场文坛公案，后辈不容置喙。不过从林徽因的性格分析，她的患病不能说与性格全然无关。侯健在他编著的《养生箴言》一书中有言，“名过伤肺，……肺病者宜逃名，名人每多言，言多则损肺气”。此番道理病榻上为肺病所害的林徽因不会不察？可惜性格即命运。
欢娱如朝露。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骤然改变了林徽因和那群“星期六朋友”的命运。
1937年秋，梁思成、林徽因携家带口与金岳霖等结伴离开北平，首途长沙。离乱中“星期六朋友”重聚，话题多是对往昔的回忆。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作，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3
短暂的欢乐是长夜的前奏，顷刻间灾难又至。那封信中林徽因继续写到：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友人。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4
猝不及防的轰炸，使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等朋友仓皇星散，各自南下。金岳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1937年12月8日，梁思成等几家人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在湘黔交界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前行的大汽车都被征用，乘客只能无期苦等。绝望中出现奇迹，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记下了发生的一幕：
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颤，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父亲“听仙乐耳暂明”，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
1937年11月24日，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李济夫人与赵元任夫人（左三、左四）在小吴门现场。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5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了烧，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本来计划“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1938年1月中旬，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昆明城中尚没安定，敌机又开始轰炸。梁思成、林徽因随史语所和中博院一同迁往北郊的龙泉镇。他一家借住在麦地村一李姓富户，主人叫李荫村，曾在昆明市的私立求实中学教过国文。很快，他们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这所房子连上佣人房一共七间，客厅有壁炉，有一扇很大的窗户，几乎是普通民居窗户的四倍。在平房西侧，有一间小小的耳房，是为金岳霖盖的。盖这座房子花费了他们认为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它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乔迁新居的梁家又恢复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金岳霖还养了一只用作观赏的黄羽大公鸡。田野风清，林徽因又萌发了诗意，她在《除夕看花》一诗中写道：
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
碧桃雪白的长枝，同红血般的山茶花。
著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艳来结采，
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和剩余下！
……
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
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
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
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
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
1940年10月13日，日机的狂轰滥炸逼着逃难者继续撤离。栖居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将迁往四川，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行。梁思成既是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又兼中博院建筑资料委员会主任。他在给费正清的信里抱怨道：
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远离都市，那里除了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别无其他机关。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6
1940年11月底，搬迁开始。临行时梁思成忽然发烧，只好暂时留下。林徽因领着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史语所的眷属，坐卡车离开昆明。车上共有三十多人，年龄从七十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路不平，五肺六脏都差点吐出来，车颠簸，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到了四川泸州长江边。
逃难到南溪县的李庄，营造学社迁移到镇西面的上坝月亮田的张家大院。月亮田依山临水，一边是缓坡的“柑子坡”和翠竹林，一边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腥味。那年是林徽因三十六岁的本命年，从那以后她就没能逃脱疾病的厄运。大女儿梁再冰十一二岁，据她后来回忆：
1939年，昆明龙泉镇梁思成林徽因家。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7
躺在床上，林徽因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梁思成远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措经费，得知妻子发病的消息，他买了些药品后急忙赶回李庄，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
林徽因一天天挣扎着，一点一点地退了烧。她十分虚弱，下不了床，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听那些快活的飞鸟在竹梢上唱歌，她试图用目光捕捉着掠过窗棂的一道翅影。病榻上，她写下那首《十一月的小村》：
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
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
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
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
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
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
是村子迷惘了，绕出一丝丝青烟；
是那白沙一片篁竹围着的茅屋？
是枯柴爆裂着灶火的声响，
是童子缩颈落叶林中的歌唱？
1943年，林徽因在李庄上坝家中的病榻上。
是老农随着耕牛，远远过去，
还是那坡边零落在吃草的牛羊？
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
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
山坳子叫我立住的仅是一面黄土墙；
下午通过云雾那点子太阳！
一棵野藤绊住一角老墙头，斜睨
两根青石架起的大门，倒在路旁
无论我坐着，我又走开，
我都一样心跳；我的心前
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
但寂寂一湾水田，这几处荒坟，
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
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
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1941年秋天，金岳霖从昆明千里迢迢到李庄休假，除了与梁家重逢，还带着一个重任——重写《知识论》，那是一部几十万字的理论著作，本已完成，一次躲空袭，人坐在书稿上，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已水过三秋了。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欣喜。此情此景见诸三人联手写给费慰梅的信：
林徽因——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 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待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老金——
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8
战时岁月的悲苦，患难中的友情，苦中作乐的调侃，在这封信中演奏得天籁般和谐动听。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从沦陷区北平燕京大学辗转到了李庄。此行，她也代表家人来探望思成和思永两兄弟。初一相见，梁思庄差点认不出漂亮的嫂子，林徽因那么瘦，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蜡黄的脸，只在眼睛里才看得到昔日美丽的影子。
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的身体也被病魔折磨得厉害。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写信，试图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它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梁思成（右一）林徽因（左三）及再冰、从诫与亲友摄于李庄月亮田家中。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 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9
以傅斯年的影响及他和朱家骅的交情，此事当不难解决。但事情并不顺利。1942年11月28日他又有一封信写给朱家骅和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梁思永君之医药费经本所第七次所务会议议决，拟由本所医务室收入中补助四千元，并以前之六千元共一万元，敬请惠予考量。”10这封信是公事公办的意味。看来，傅斯年代梁思永兄弟请筹的那笔款子或许拨下来了，但只是杯水车薪。
傅斯年的行侠仗义，让病中的林徽因感激涕零，她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人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11
1942年11月初，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在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陪同下走进李庄，住进老朋友梁家。他在路上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有好几天卧床发烧。他与林徽因的病房隔着一间过厅。梁思成在两个“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忙得不亦乐乎。费正清这样回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12
也许是为了让异国的朋友宽心，林徽因在1943年1月26日给费正清的信中乐观地写到，现在已“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善解人意，心存感激，林徽因的性格悄然在变。
1944年，病床上的林徽因流着泪写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右）与航校的同学官招盛摄于昆明。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能；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候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谁！13
梁思成给费正清的信里谈到三弟林恒阵亡的情景：
徽因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14
那封给费正清的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
身边的一对小儿女再冰、从诫，是病床上林徽因的最大安慰。她在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写道：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
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它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15
“宝宝”梁再冰后来这样叙述母亲：
在李庄时林徽因从史语所借过几张劳伦斯·奥列弗的沙剧台词唱片，非常喜欢，常常模仿这位英国名演员的语调，大声地‘耳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于是父亲弟弟和我就热烈鼓掌……她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外，就是以她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人一样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16
2005年8月8日，梁从诫在致笔者的信中写道：
李庄也曾为新中国培养过人才，当然这些人才与傅斯年、李济、梁思成等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这些“第二代”，包括李光谟、梁再冰、李文茂（李方桂的女儿，后在美国加州一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董作宾的公子董小敏（现在台湾，曾回过李庄访问）和我本人等，都是在李庄上的小学或中学、大学，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
我还记得我上的是李庄镇第一中心小学，我们有一位教自然课的女老师姓张，在她的课上，我第一次见到实验用的马德堡半球和聚电器。李庄小学的教学质量不低，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带我到重庆考中学，我同时考上了两个当时在后方最著名的中学——贵州花溪的清华中学和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当时南开考生两万多，只取二百五十名，我这个从偏远小镇上来的孩子居然考上了，也可反映出小地方小学的教学质量。17
1945年9月，费慰梅在梁思成的陪同下，坐一架美军C-47运输机到宜宾，乘小汽船下行来到李庄。同行的还有英国的博物馆专家Jayne（林徽因译为捷因）。他拟考察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博物馆事业，还想看存藏的文物。在李庄，费慰梅见到了躺在床上的老朋友林徽因，相互诉说离情别绪。眼前的情景令费慰梅触目惊心：
李庄甚至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设施。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18
费慰梅到李庄正好赶上1945年的中秋节。后来，我从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那里看到林徽因的两封信，也正好是那几天的事情——
济之先生、李太太：
昨晚你们走后忽然想起（1945年9月）廿日是中秋节，晚上你们有老人也许要家宴，有外客实在不便。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外客且为她已备几菜晚饭，加入一人倒无所谓。有了费太太，熟人在一起，为此外人计，他也可以不拘束一点。所以想当晚就请那位捷因先生过来同我们过节。晚上再派人用火把把他送回，在那一段吃饭时间内，也给你们以喘气机会。
1941年，林徽因与女儿再冰、儿子从诫在李庄上坝家中。
珠罗小帐已补好，洗好（老妈病了，自己动手）今晚即可送来。如何请决定，一切我们都可以配合起来，省得大家有何过分不便及困难。
匆匆
徽因敬上
为中秋吃饭的一点小事，林徽因不吝笔墨，再送一信：
李太太：
请您千万不要客气，告诉我一下老太爷是不是希望中秋节有个家宴，多个外人与你们不便？我们这边的确无问题。老妈虽病，做菜请客事素来可以找学社工友，与老妈无关。（如果客人在此住，则早饭方面因我不能跑厨房，自己房间又得先收拾出客人才有坐处，则必狼狈不堪，招架不来，我说实话。）现在客人住你们那里，我希望能够把他请来吃晚饭，让你们家人吃团圆饭，方便清静许多。真希望你们不要客气同我直说，我们可以分配对付这毛子，不要害得你们中秋节弄得不合适。
我这边人极少且已有费太太，费又同捷因很熟，故在一起过节连老太太、莫宗江等才八个人，可以完全合适毫无不便之处。至于找思成及费太太过去吃晚饭事，如果不是中秋我想我一定替他们答应下来。因为是中秋，而思成同我两人已多年中秋不在一起，这次颇想在家里吃晚饭，所以已做了四五个菜等他。不要笑我们。
如果客人在此吃饭，与你们的过节，方便两边都极妥当。饭后思成可送他回去，一路赏月，且可到江边看看热闹，陪同济之先生一起招呼这洋人也。请千万千万不要客气，随便决定。因为我们这边菜饭是一样准备了。帐子如果真的有，我就不送过来，但请千万不要客气，昨天我只补了几个洞，小姐帮着洗出，毫不费力，只因未大干故未送来。
李庄上坝梁林居所前，站立者为莫宗江。
对不起，我信送得太晚，济之先生已上山，两下不接头，但一切等济之先生决定，反正不影响任何事情。
徽因敬覆 即
随同费慰梅来李庄的捷因是英国人，考察中博院，下榻中博院所在的张家祠堂。自然，饮食起居都由中博院主任李济及其夫人料理。考古学家李济三代同堂，老父亲曾为朝廷命官，是个重传统礼节的旧式文人。中秋阖家团圆，兀自多出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英国人，老人家内心的别扭可想而知。于是林徽因主动提出把捷因接到自己家里，又找出许多理由让李济夫妇心里释然。梁林家在上坝的月亮田，距离张家祠堂的中博院有二里多地。她两次叫人送信都只是好心地为妥善安排捷因吃饭的这件小事。
1945年年底，林徽因被好友费慰梅接到重庆。从乡下田坎的泥泞，从低矮农舍的粗陋，从桐油灯放大的恐怖中，林徽因又一次来到城市。尽管战后的重庆破破烂烂，但她对外界陌生的一切依然惊异。费慰梅写道：
她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不稳定，她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时候驾着吉普带她出去玩。有一天我们驾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小弟。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和重庆这个大城市（现在对她来说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驾着吉普带她到美国大使馆食堂吃饭。她很喜欢那些曾在各处打仗的穿军服的美国武官。她很快就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是她第一次和美国盟军谈话。对她来说，战争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敌人不期而遇的悲惨经历。
费正清的来到和新设立的战后美国新闻处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徽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噎住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因为过去几年她只是偶尔在外国杂志上才看见过壁炉和灯罩。19
抗战胜利时的林徽因，摄于重庆。
费慰梅为林徽因的变化大为感慨：“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20
此刻林徽因眼中的世界，是以李庄上坝的农家小屋作为参照物的。从北京总布胡同到长沙，从昆明到四川李庄，那久违的繁华离她渐渐远去。战前北平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像一团快乐的旋风，总裹挟着一伙知识贵族，沙龙女主角总散发着天使般迷人的光影；战争迫使林徽因一家流寓西南，“太太的客厅”被置换成最偏僻最简陋最凄冷的背景。林徽因在经历繁华销歇，看遍风雨河山之后，心境发生改变，性格也变得如暖玉生烟，水深川静……
（本文照片由梁从诫、李光谟、董敏提供。）
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
山西省运城市东北二十来公里的夏县西阴村，原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却因李济192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而驰誉全国。李济与同伴袁复礼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发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遗存中未见金属器具，却在众多陶片与石器遗物中找到半个蚕茧，上面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后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是一种家蚕的茧。这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蚕茧，却因意识形态的争端，几十年来聚讼不已。
1927年年初，清华国学研究院考古学讲师李济和北大地质学教授袁复礼组织人将西阴村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七十余箱，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运输，终于平安运回北京。1月10日夜，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欢迎会，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与会。李济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袁复礼插话补充，随即展示实物——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甲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1
李济在1927年发表的正式发掘报告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2
刘崇乐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他对蚕茧的鉴定，应该具有权威性。但科学必须经过反复验证。于是，李济1928年重访美国时，又特意将这个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那里的博物家帮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的茧壳。李济在后来的论著中，如《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1954年）、《安阳》英文本（1977年）、《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1981年）等，都谨慎地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但只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未作肯定的结论。
那半个茧壳先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研院史语所，后又归中博院保管，1948年迁台后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存藏。故宫十分精心，唯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
1925—1926年，山西西阴村的发掘。
“半个蚕茧”面世后，尽管有不同的学术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人对其真伪产生过怀疑。
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自主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主持人李济是位严肃正直的学者。徐志摩1920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在信中评价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直道而行，一丝不苟，是李济为人为学的一贯品质。他提出：“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绝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1979年李济去世后，张光直在悼词中写道：“他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李济自1928年起担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与中博院主任。他培养造就了一个学风优良、工作踏实的考古学团体。夏鼐就是李济最器重的弟子。
夏鼐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他原打算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8月他在清华研究院入学考试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胜出；10月2日，留美考试放榜，他又以绝对优势的成绩荣登榜首。然而，当年留美考试规定的专业是“考古学门”。他当天在《日记》中记道：“……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3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良师。李济为帮助夏鼐完成出国前的实习要求，除了亲自教导他，还安排他到最好的实习现场——安阳侯家庄西北岗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最好的导师梁思永培养。但夏鼐“对于田野工作的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他在日记中写道：
李先生问我：“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4
1935年春，考古组同人在安阳袁家花园合影：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夏鼐补习考古学课程，最先研读的就是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从选学校到选导师，从读书到田野调查，都给了夏鼐切实的帮助，还颇费周折地将他的赴美留学计划改为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
1937年初李济赴英国讲学，受到中国留学生夏鼐、曾昭燏、吴金鼎等人的热情追随。夏鼐在这年的日记中写道：（1月21日）“李先生别来年余，风采依昔，肥胖的身体穿上西装，更加精神勃发，谈去年安阳发掘及山东日照发掘，随意地谈着，谈至10时始散。”1月30日“上午赴李先生寓所……李先生询及我的今后计划”。2月8日，为延长清华大学的奖学金事宜，“取得格兰维尔教授之信，晚间至李先生处，请其过目，李先生允亦代为修书致梅校长（梅贻琦）请求。”2月23日，“晚间至李先生处，据云明天出院，即赴爱丁堡大学讲演，帮他的忙，整理幻灯片。吴君夫妇亦在此处，至10时许始别。”3月16日，“至皇家亚洲学会，听李先生讲演《考古发掘所见古代中国》。”4月2日，“偕李先生至大学学院，与格兰维尔教授晤谈，纵谈博物院之陈列品。我趁机与李先生谈及将来计划，埃及发掘回来后，拟以串珠作一论文，以求一学位。李先生谓学位不关重要，惟以大学学院收藏之珠子为基本，作一比较研究，则极值得。”4月6日，“上午至李先生处，帮着整理行装，下午至圣潘克拉斯车站送行。”5……
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完埃及考古学博士课程后，又在埃及作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1939年6月，李济和傅斯年、梁思永商妥，在史语所或中博院内，为夏鼐预留了一适当位置。11月1日，夏鼐给李济写信：“原拟勾留英国至明春或明夏返国，不幸欧战爆发，计划成为画饼，现拟在开罗工作数月，然后返国，未知返国后即?工作之机会否，禹铭兄组织苍洱考察团不知现已出发否，明春仍有考查团或发掘团之组织否？”6在得到李济的准信后，三十一岁的夏鼐于1941年回国，去到李庄。李济即聘他担任中博院的专门设计委员，并派他参加川康古迹考察团的彭山考古发掘。
1936年2月24日，考古组同人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的合影。后排右起：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寻、李济、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左起：王湘、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刘耀（尹达）、李景聃、祁延霈。
不久，夏鼐因离家多年而冒险返故乡浙江温州探亲，遭遇日寇再占温州，本拟在家完成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因逃难而搁置下来。日寇退出温州后，就在1942年10月间，他接到李济的电报，告知已与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商妥，聘他到中研院史语所任副研究员。朱家骅还通知浙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徐浩垫，先借给夏鼐返川路费，以后由史语所归还。困境中的夏鼐大喜过望，10月24日他写信给恩师李济：“一俟此项工作完毕（撰写《埃及古珠考》一文），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从事于中国考古学，决不辜负吾师提拔后进之苦心，唯恐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耳。”7“不舞之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昔羊叔子有窑主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以不舞蹈的鹤，喻自己名不副实，既是自谦，也表达了对老师的谢意。
1943年，夏鼐来到四川李庄，按照李济的安排，参加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研所、中研院地理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赴敦煌调查。行前，李济对弟子面授机宜。夏鼐在1943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晨李济之先生特别唤我到他办公室中去，叫我将来到西北以前，应先与傅所长及向先生接洽好下列诸事：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合作条件（最好用明文规定经费报销之办法，报告及收集品之分配，合作之期限），考察团与后方之联络关系（经费之支拨手续，今年后经费之筹划及需用品之供给，谁行负责。工作报告交与何处。工作计划之决定及更改，由何人决定）。考察团内部之分工合作（谁为团长，指挥一切。会计及庶务之分派。关于发掘事宜，谁负全责。考察之路线及发掘地点之选定，临时报告及正式报告之分工办法）等等，皆须于离开李庄前决定。因傅、李交恶后，李先生不便管理此事，故要我自己与傅先生接洽。李先生又提到自己之经验，关于助理员及工头，顶好由自己训练出来，难用现成者，以不便指挥也。个人关于发掘技能，最好能各种皆可有能力自任，不得已可作One man team［光杆队］。8
1941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四川彭山调查崖墓时的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李济于夏鼐可谓舐犊情深，用心良苦。
因交通受阻、人事纠葛及身体患病等原因，西北考察一时难以成行。夏鼐利用这段时间，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研读了斯坦因的考察报告《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古代和阗》，以及其他中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如《西北古地研究》《辛卯伺行记》《中国佛教艺术》《新疆地下宝藏》《敦煌洞窟》《西域佛教的研究》《敦煌发现绘画目录》《敦煌画的研究》《敦煌石室真迹录》《汉简西陲木简汇编》《居延汉简考释》等，对敦煌的研究现状了然于心，对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也有了参照的摹本。
赴西北之前（2月21日下午），夏鼐“至中博院，谒见李济先生，关于西北考察团事允许帮忙，中博院可以资助若干”。9
1944年4月，西北科学考察团飞到到兰州，22日，向达、夏鼐致函傅斯年与李济，“在兰州附近调查得彩陶残片十余片，抵酒泉后拟开始作调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调查佛寺及壁画，又拟赴金塔调查汉长城烽燧遗址。……”105月，他们坐汽车进入戈壁。在敦煌、洮沙、民权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并对佛爷庙墓地进行初步发掘。夏鼐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开工，掘1001墓，工人6名，工作一日，墓道已露。另有工人4名，留在工作站中修理房子。选定1001墓，以其为规模较大者中最近工作站者， 离站有2公里许。墓南有一砾石墓道，遂横贯墓道掘广2米、长5米之探沟，其初不见扰土之痕迹，砾石间杂沙土，质颇坚硬，有类千佛洞一带之砾石岩……此墓无墓道，故即在坟南半，掘一广2米、长4米之探沟，深达1米，皆为砾石及沙，至收工时未得端倪。11
8月至10月，考察团发掘了敦煌月牙泉墓地。10月在玉门关外发掘，获汉简三十余片。10月25日夏鼐向傅斯年、李济报告：“关于采集品之运输问题，西北公路局允免费一吨运兰，生拟返东后在兰过冬，将已运到之物开箱稍作整理并作较详之记载，然后返川。”121945年1月至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继续在大方盘长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济，报告敦煌附近的发掘所得、玉门关遗址的考察、采掘品的运输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傅斯年、李济分别电函夏鼐：“运发掘品返川之事，今又寄院长一信，请其重新考虑；兄买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兄之工作似可再在甘肃作一夏天。……”13“兄既有留甘肃之意，甚好，费用到重庆后必为筹得。标本运否当决于朱先生（朱家骅）。兄之计划以至秋季为宜，在兰存物及工作之处，袁翰青先生前面允设法。六朝花砖墓之工，可喜可喜！”14
大漠荒野，风沙漫漫。西北考古的艰险非当事人难以想象。1946年2月25日夏鼐由兰州寄信给在重庆的李济，汇报了面临的困难，并希望恩师向傅斯年代为陈词：
傅先生来示，令生再作一季，秋间再返川，经费俟傅先生三月中旬来渝时当再筹划。在现下情况之下，设备不周，交通不便，田野工作实在困难，故生不拟在外久留；但傅先生如能筹得经费，生自当遵其命令，工作至秋间返川，否则亦可以去年余款作小规模之考察工作。……前接家电，谓家父病危。闻讯之下，忧心如焚，急欲返家一视，奈交通已断。生现拟最晚当于秋间返川，一俟渝温交通恢复，即行请假返里，不欲久滞西北，以免将来一旦交通恢复，而工作在手不易脱身。家父虽年近古稀（今年七旬），而身体素健，此次获疾， 当由于去秋故乡三度沦陷时筹划全家避难事宜过于辛苦所致。翘首东望，泫然欲涕。15
1947年5月，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发掘墓坑时，夏鼐在回填土中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1944年8月3日，夏鼐致李济的信。
夏鼐等人西北考古的成功，也是史语所“集团研究”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至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李济与夏鼐等的往来电函竟达四十多封。夏鼐随时请示报告，李济件件及时回复，除了经济资助，也有奖掖与提携，如西北归来后，即向费正清推荐，“返后，适美国大使馆费正清夫人来，与李先生接洽明年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李先生介绍余与之谈西北考察事，见及余之照相及画绘，颇为赞赏，暗示此类材料与上述之普林斯顿大学所要求者殊为适合”。16
1947年，傅斯年出国就医，安排夏鼐代理史语所所务。夏鼐顾虑资历浅，难以服众。2月13日上午，夏鼐“与李主任（李济）商谈关于代理所务事，李主任允全力襄助，并指示以抓住Mr.Nai（那廉君，史语所秘书）则诸事好办。”四天后，“至李济之先生处，商谈代理所务问题，作最后之决定。”17次年，三十八岁的夏鼐晋升为研究员。
1948年，民国政府摇摇欲坠，人心浮动。3月21日，夏鼐致函傅斯年汇报工作，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18这年秋，吴金鼎患胃癌在齐鲁大学宿舍辞世。噩耗传到南京，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写了一段悲凉的文字：“今天得到了吴禹铭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1912月1日上午，史语所召开所务会，夏鼐写道：“傅所长决定先运一部分东西赴台。散会后，询余能否押运古物赴台。余拒绝之。”20夏鼐曾与好友高去寻一起商量过，高去寻愿随史语所去台湾。从保存在台湾史语所的档案看，夏鼐也曾有过犹豫：1949年4月9日，已迁到台湾的史语所曾向夏鼐来函索要证件相片，“为向台湾省警务处申请先生入境”；史语所收到夏鼐寄去的照片后，4月25日，曾电台湾省警务处：“本所现调研究员夏鼐来台工作，敬乞惠发入境证。”21夏鼐最终选择留下，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接到台湾方面来信，今日赴王则诚君处，转达傅先生邀请赴台之意，时局如此，谁还再走死路？”22
1949年9月3日，夏鼐接受浙大聘书，秋季即开始在浙大开设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课。20世纪50年代初，郭宝钧在新中国的科学院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况，“作铭（夏鼐）给我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1950年，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而傅斯年、李济及史语所的大多数人则渡海去了台湾。
政权易迭，破旧立新。在大陆的考古学家开始铲除李济、董作宾等人的影响。史语所安阳发掘的成绩，是国人的骄傲。范文澜在1942年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到1949年9月重新修订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一句话，“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到“文革”后期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只有“地下发掘证明”六个字。一夕之间，鲁迅博物馆取下正在展出的一张李济、鲁迅、杨杏佛1933年的合影照，裁去李济，重新挂出时变成了两人照。重新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删去了1946年郭沫若到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回来写的《南京印象》中的一节。郭氏写到，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使他非常感动，“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对李济、董作宾等人所作的“旧中国考古发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他们“或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的‘殷谱’，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
夏鼐主持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否定过去所受的教育，否定过去考古发掘的实绩，彻底与去台的师友一刀两断的同时，仍在“汉承秦制”。如李济1929年主持考古组工作之始，就与同人约定：一切出土物归公，私人绝不收藏古物；50年代初，新成立黄河考古队时，队长夏鼐也对队员作出不收藏古董的规定。再如，李济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范围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考古研究只有带款式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提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都能显现其学术价值；夏鼐也在各种考古训练会上强调：衡量考古的成绩，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不要有“挖宝思想”，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其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有珍贵随葬品的墓葬……
然而，顺应时代，自觉改造，毕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从出版的《夏鼐日记》中，能看到他后来改写《日记》的心路历程，及他当时的处境。如他在1947年7月24日评价尹达《中国原始社会》时，原文为：“以刘君攻考古学，故对于考古学上之材料，认识较真切，对于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此处原文为方框“□”），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后改为：“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故有时颇多新见解……”23这一改，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全然相反的意义。1950年年初，在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考古所主办的《考古通讯》上发表了青年考古学者刘启益的一篇文章《清除考古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者写道：
在目前批判我国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很必要的……如果我们把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三本考古学报和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几本考古报告加以比较，就会觉得它们的内容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不同。这正说明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还缺乏应有的变化，还被资产阶级思想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和现在都局限在枝枝节节的琐碎研究的圈子里，缺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判明了的原则研究整个社会生活。这种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显然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我认为结合目前对古典文学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应加以批判。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清除出考古阵地，让无产阶级思想彻底占领阵地。24
这篇文章有明确的针对性。当时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主要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副所长梁思永经常卧病在床，夏鼐是考古所实际负责人，兼任《考古通讯》主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针对自己的文章，显然不会是夏鼐本人的授意。
紧接着一期的《考古通讯》上，夏鼐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文，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结论等方面对“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作了全面的否定。文中写道：
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为“种族优劣说”找根据，帝国主义于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谓“劣等民族”。胡适也看不起祖国的古代文化，这是买办阶级崇外心理的表现……
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曾说：“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确可指为原始于东方的为骨卜、龟卜、蚕桑业……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业、矛、空头锛等。显然与东亚有关者为肩斧、锡、稻、象、水牛等。”（安阳发掘报告，四册，576页）我们并不否认有借用，但不能将内因和外因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外因看成比内因更重要。25
圈内人都知道，李济就是文中被点的“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文中批评的是李济撰写的《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等篇文章的观点。事实上李济出语谨慎，他提出殷墟铜器形制来源较复杂，部分铜器与西伯利亚，尤其是叶尼塞河中上游，甚至远至欧洲的锋刃器有相近之处，空头斧与矛大约全为西方式；但句兵却为中国产，大部分礼器为中国发明。因此“说这种青铜器完全是欧洲，或西伯利亚传到中国的，都说不通。要说这种文化竟是中国自己演化出来的，我们又没有一点可靠的证据”。这本是学术问题，完全不必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理论联系在一起。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始“反右倾”，大陆考古学界开展了对李济的彻底清算。《考古》杂志上一篇题为《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文章，一开始就写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文章认为李济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这样的资产阶级考古学家“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他的“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文章结尾指出：“这些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毒素，严重地侵袭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阵地和阻碍了它的飞跃发展。为了奠定共产主义考古事业的基础，我们坚决按照《红旗》发刊词的指示：‘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26
1960年，李济偕夫人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访问，8月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回台湾。得知这一信息，大陆有关方面即筹划了几种方案，动员考古界知名人士和李济的亲属参与，打算以“约请参观访问”的名义邀李济夫妇回大陆。李济拒绝了，理由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访，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几乎与此同时，夏鼐约见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让他带一封信转交李济。据李光谟回忆：
李济主编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
这封信是没封口而经过我手的。我看了信的内容，颇感“兹事体大”，就拿去找尹达过一下目。信的全文笔者已记不真切了，但其中引用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文字不妨转录于下：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
记得当时尹达读完这封劝降书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27
扣下那封信的尹达，时任考古所所长，是中共老党员，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就告别师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是李济的学生，夏鼐的师兄。1931年春，尹达（原名刘燿，字照林）以河南中州大学国文系学生的身份，参加李济主持下的殷墟发掘的实习，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作研究生，后升为助理员，先后参加了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赉店等地的发掘。
当年，就在殷墟发掘的工地上，有一天深夜，李济忽然到标本室去查看某个刚出土的标本，正好刘燿就睡在标本室。李济一进来，刘赶忙把一本书藏在枕头底下。于是李就走过来问刘：“照林，你在看什么？”刘不好再隐瞒，就拿出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读本）。李济翻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尹达回忆说：“我向李先生辩解了一下，大意是说我觉得扩大一些知识面有好处。李先生好像又重复了一下刚说的那句话，我也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李先生没再说什么，找到标本后他就出去了。”28尹达显然比夏鼐更清楚老师李济的政治态度。
1933年秋，刘燿与关百益、王老生、李济、张嘉谋、郭宝钧坐马车赴河南濬县辛村工地。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的李济对记者李青来发表了一篇自传式的谈话，后由记者整理发表于《新时代》杂志创刊号，题为《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文中谈到安阳考古发现鸟兽骨时提到有孔雀骨和犀牛骨；在李济写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都提到了这两类动物骨殖，例如写于1957年的《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本和后来的中译本，1956年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69年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77年的《安阳》（Anyang）等。当夏鼐读到此文时，他用铅笔在复印件上批注：“似未见孔雀和犀牛的骨头……”影响不胫而走。
1926年李济的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一件最重要的出土物是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鼐在他的几篇文章中都对那“半个蚕茧”持否定意见，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如此平直等。按说这些问题他曾有足够的时间与李济当面切磋的，但他似乎从未发表过不同见解；当年他也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不经考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29
殷墟发掘物到底是否有孔雀骨和犀牛骨；西阴村发现的蚕茧究竟是后世混入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不仅关涉学者的业务水平，更显出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
就在夏鼐极力否定“半个蚕茧”之时，有一批学者开始辨正去讹，缜密考证。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到为西阴村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布目顺郎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30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在经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31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何炳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32一书中写道：
20世纪20年代的西阴村。
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C. 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2005年9月7日，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会、山西省社科院等联办的“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说：“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轰动……”33近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古代服饰》34一书，论证了我国从北京山顶洞发掘的项饰，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再至浙江钱山漾的炭化丝织物等历代服饰史。
如今，山西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夏县政府60年代初立的，山西省政府是20世纪70年代末立的，到了90年代则是国务院立的（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国家认定。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是李济在台湾大学的得意门生。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陆，对促进两岸考古学界的正常交往，作过“搭桥之旅”。1974年11月27日，他给夏鼐写了第一封信：
作铭所长座右：
刚写给郭院长（注：郭沫若）一信，谨将副本附上，我觉得作此一问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一试。倘能有此一行，其主要目的是去学习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学问， 同时还说不定对国内的考古以及中美两国考古学界的来往上也可以有所效劳之处，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虽然从未见过，却早自高晓梅师处常听到过去与先生共事种种，向往久矣。今署七月在台湾作考古工作时，与先生老友数人共摄的一张照片一起附上，藉博一乐也。
敬候指教，并颂
时祉
晚张光直拜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35
此时，大陆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张光直的身份是美籍华裔学者，又是从台湾去的，是李济的高徒，这些背景足以让国人色变。张光直的信本欲拉近距离，又是提及业师高去寻，又是寄赠与李济、石璋如、高去寻等人的合影照。前尘旧事，定使夏鼐在“文革”中吃够苦头，避犹不及。这封短函是一道难题，令其措手不及，所以夏鼐的回信足足拖了两个多月，对过去的师友和收到照片事绝口不提：
张光直先生：
您1973年11月27日来函已收到。
关于您希望来国内参观访问的愿望，我是能够理解的。据我所知，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外籍中国学者，多想回国参观访问，但由于面前条件所限，未必能一一满足。不过，我觉得，您如愿自费来华，可向我驻美联络处提出申请。
此复，并致良好的祝愿。
夏鼐 1974年1月30日36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渐好转，夏鼐与张光直越走越近。张光直以他的谦虚博学，赢得夏鼐的好感；夏鼐对中国考古所作出的贡献，也令张光直敬佩。更何况，研究人类学的张光直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背景，领航中国考古学的夏鼐也要加强国际学术联系。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他们有一种间接的薪火相传关系：夏鼐长张光直二十一岁，李济是他们共同的老师，高去寻、石璋如等既是夏鼐昔日的好友，也是张光直的师辈。所以，这以后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讨论学术，交换信息，提供互助，还经常有问询昔日师友，代台湾的师友寻访大陆亲友一类的话题。渐渐地，夏鼐后来致张光直的信，充满了久违的温情。如1979年9月20日，转告高去寻的儿子高适际的下落，信中的人名也许是出于谨慎的原因，只用了一个姓；1982年11月24日探问高去寻的消息，转赠在海外拍的高去寻、张光直的合影；1983年7月22日转告高去寻，尹达已去世的消息；1983年9月10日，“……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37信中的“石二哥”即石璋如。20世纪30年代参加安阳发掘的十位青年以年龄或入所的先后顺序互相称呼：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十兄弟”变成了一个反动集团，“造反派”曾逼问“走资派”尹达：“你当年参加殷墟考古发掘时，在反动学术权威李济指使下，加入了什么反动组织？你们结拜的‘十兄弟’都干了些什么反动勾当？必须老实交代！”……几十年后，“十兄弟”分隔在海峡两岸，且大多凋零，夏鼐笔下一声“石二哥”，读来既觉亲切又备感沧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给我讲了一件事：
父亲去世后，给我留了一笔钱，交给他的干女儿、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的女儿、美国加州黑华德大学人类学教授李林德代管。1982年，我向夏鼐先生建议把这笔钱捐出来设立一个“李济考古学奖”。当时，两岸考古学界已经有了交往。夏鼐一听我的建议最初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他说，应该应该。我去办，估计问题不大。
但事情的难度大大超乎我们的估计。他先是打电话告诉我，上头批准了，让我快点把钱弄回来。于是我很快托人把美元寄回来（一到国内就成了人民币）。但结果石沉大海，再无消息。
夏鼐先生后来躲着我。我去找他，问他秘书，他秘书说他不在北京，根本就见不着。这件事的结果是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设立“李济考古学奖”的风吹出去了。一次考古学理事会上，有人催问此事，夏鼐在会上说，上头不批准，“大陆上设第一个考古学奖不能以一个到台湾去的人的名义”。38
1985年，夏鼐捐赠三万元稿费，设立了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
李济是位纯粹的学者，他不会在意“半个蚕茧”的非学术质疑和门生故旧迫于情势的批判。他了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了解他对大陆考古事业所起的作用。他就尹达于1959年任大陆考古所所长事在一次谈话中说：“刘照林（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20世纪70年代末，李济的生命已到晚期，费慰梅开始为老朋友李济写口述史。费慰梅在后来跟一些朋友的交谈中，几次说到李济的一个看法，他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的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
夏鼐又是如何看待恩师李济的呢？
在李济去世的当年，他在《考古》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谈到蔡元培院长在1928年任命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过程时说，“所中提名两人，一位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近代考古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39夏鼐隐曲的文字，没道出老师李济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对老师的重新评定。夏鼐在1979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1953年，李济与他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光直。
昨天接李光谟同志电话，谓得美国来信，济之先生已于8月1日去世。今天又得张光直教授来信，谓死因是心脏病猝发，有养子光周在侧照料一切。张函中又说考古三期上我写的《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中对李济的评价，殊为公允。不知李在生前曾获见否？40
夏鼐希望老师在临终前听到弟子的一声忏悔。1985年，值夏鼐去世那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合编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夏鼐曾在“序言”中第一次正面说起李济：
回忆抗战以前的情况：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李济（1896—1980）和吴定良（1901—1969）…这些前辈学者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其中李、吴二位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R.B狄克松（Dixon，1875—1934）和E.A.荷顿（Hooton，1887—1954）二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但是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 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
解放以前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如李济和梁思永，都曾在国外学过体质人类学。……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935年春，我到殷墟发掘团参加工作时，采集人骨标本已成为一种制度。41
文中说“李济（1896—1980）”不确，李济于1979年8月1日去世。夏鼐尽管只涉及体质人类学，但到底没有回避自己与李济的关系。夏鼐写道：
1979年8月1日，李济在台北去世。
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南溪李庄时，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果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上以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做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箱呢！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开了一次群众会，向大家解释一通，这事才平静下去。
说人骨标本，说起中研院在四川李庄的前尘旧影，这在夏鼐的文章中并不多见，似乎弥漫着一种忆旧思故的情绪。
夏鼐曾在吴金鼎去世时写的一篇怀念文章中引过吴的信：“自胜利以后，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随诸兄再晒太阳也。”421948年1月，李济在纪念蔡元培的一次讲演会上说道：“……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人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43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另一个世界，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尹达、夏鼐、高去寻、石璋如、张光直等一大批中国考古学前辈，他们定然又回到田野上，“与天地精神往来”，手握考古铲，快活地晒着太阳干活。
（本文照片由李光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董敏等提供。）
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
1948年，梁思成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这年春天，国立中央研究院选出首届院士，梁思成以“主持中国营造学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物，实地搜求，发现甚多”的业绩，高票当选。“同榜翰林”中，有与他在抗战中一路结伴逃难，最后流寓李庄的老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董作宾等，还有他的胞弟梁思永、挚友金岳霖。他们中或已定居美国（如赵元任、李方桂等），更多的人则在撤退台湾和留在大陆之间徘徊不定。当时，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劝梁思成：“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来吧？”梁思成轻松作答：“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得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两年前（1946年）的10月，结束战时苦难岁月，刚回到清华园的梁思成便接到耶鲁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向世界建筑学界介绍中国的古建筑。他列举了北京的故宫和天坛、山西的应县木塔和佛光寺等处。佛光寺是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十多天，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助手莫宗江等，在山西五台山的一处荒野，一个叫豆村的地方发现的。那座唐代寺庙，萃集了佛殿、塑像、绘画和书法等艺术。梁思成讲演的丰富内容和精湛分析，博得了国外同行的崇敬和赞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古代文化瑰宝也在美国产生了影响。梁思成被指名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将与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同室共事。
1947年，梁思成（左三）在美国纽约与国际著名建筑师一起讨论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
梁思成访美期间，开始为祖国的战后重建作准备。他把日程排得很满，马不停蹄地考察美国的建筑教育，访问著名大学的建筑系，结识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1948年他出席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发表了《唐宋雕塑》和《建筑发展》两项学术报告，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些迟到的桂冠是名至实归。在我国古代，建造房屋等土木工程活动，历来被视为“匠人之术”，施工要诀仅凭师徒言传身教，罕有文字记载。因此，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描绘的世界建筑体系大树，主干是希腊、罗马建筑，以及由此派生的体系。而远东中国和日本的建筑，不过是旁枝末节。20世纪20年代梁思成留学哈佛时，就决心写《中国建筑史》。战前，他与夫人林徽因带着助手，跑了两百多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战争中，一路西迁，由长沙而昆明，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度过了艰难的六年。访问过李庄的费正清曾感叹道：“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长江边上的李庄，重新聚合了星散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茅屋油灯下，梁思成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捧出了由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战后，林徽因从西南回到北平，被清华大学聘为一级教授。尽管重病在身，她仍同许多教师一起倾力筹创初生的建筑系。梁思成从美国回来，买了许多书，包括战后美国出版的关于都市规划方面的新著。带着建筑教育和城市规划的新思路，梁思成将城市设计的概念首次引入这个新兴的国家，决定将清华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并设立建筑组与市镇规划组两个专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准备描绘出新的蓝图，最为关注的就是所在的这座千年帝都。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在《城市建设》一书中赞叹道：“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现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它的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1
梁思成在李庄写成的《中国艺术史建筑篇》手稿，出版时易名《中国建筑史》。
1948年年底，中共开始部署平津战役，决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万一非打不可，也要全力保护古建与文物的安全。战前，毛泽东曾向前线指挥部发出指示电，“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校和市郊名胜古迹等”。一天，两名年轻的军官在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的引领下，来到清华园新林院8号梁林寓所，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梁思成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他们告诉梁思成，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得尽可能保护古建筑。二战中，梁思成曾为盟军的大反攻绘制过古都、古建和文物保护地图，也许这些军人是领命而来。这正是梁思成日夜担心的事情。他立即投入工作。
在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前，沈从文在《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美育代替政治”的理念。他假借“苏格拉底”之口诉说自己对北平未来发展的设想。“苏格拉底”认为，像北平这样一座历史古都，“应有一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之多能市长。北平应建成一个历史文物的花园，警察员工的工资应提高到园艺师的水平；他们如果检查私人住宅，只是为了卫生和绿化问题提出建议；故宫博物院也将改变其机关制度而按学校制度组织，真正发扬文化而非发卖文化；作为美丽园中的大学，将被重新设计为花木掩映的花园，学生多于温暖阳光下读书谈诗，课堂及长廊均挂有风景画等美术作品；宣传标语通知均被限制到约手掌大小，且只能于盥洗间、饭堂这类地方张贴，免破坏学校整洁……”而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梁思成如若能够出任副市长，则“实为中国一大光荣事”。2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22万国民党守军起义投诚，北平实现和平解放。接着，朱德和毛泽东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两位军代表再去清华园，请梁思成组织师生编写一份《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以下简称“简目”）和《古建筑保护须知》，以便印发给南下作战部队。于是，一份长达百页的“简目”，成了梁思成和清华大学营建系献给新生政权的一份厚礼：它在战争中保护了古建文物免遭误炸，还对50年代初全国开展的古建文物调查保护起了铺垫作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即是以“简目”作为蓝本。
林徽因和清华建筑系第一届学生在一起。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春天，解放军已在作渡江准备，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协助工作。第四野战军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名青年学生参军。二十岁的梁再冰正在北大西语系读三年级，也毅然报了名。父亲梁思成脊椎有病，佝偻得厉害；母亲林徽因患肺结核，已卧床多年；弟弟梁从诫正在上高中三年级。当她向父母提出自己的选择时，担心父母会不同意。夫妇俩的确感到突然，感情上也难以割舍，更担心女儿的学业因此半途而废。但梁再冰态度坚决，他们也不再坚持，最后双方妥协，等参军一年后，梁再冰再回北大完成学业。那时人们有所不知，参加了革命，就是党的人，一切得听党的安排，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年4月，梁思成把女儿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个月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梁思成、林徽因与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一起，讨论了有关北平建设发展的系列计划，形成的一份决议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营建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梁思成在这年6月写下的《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中，有这样一段话：“有限度的市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是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途跋涉，即可与大自然接触。”他想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更有效的集中领导”，汲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百余年来的发展经验，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希望把北京建设成像华盛顿那样“风景优美、高度绿化、不发展大规模工业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女儿梁再冰。
新生时代，只争朝夕。一身是病的梁林夫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梁思成担负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仍在清华教课，讲“中外建筑史”，给低年级的学生讲“建筑概论”、“建筑设计”；逐字逐句地审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他要求师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那些建筑的形象。据青年教师、梁思成的助手郑孝燮回忆：“梁先生重任在肩，异常繁忙。他在清华园住的新林院8号宅院的客厅，不但变成了这位建筑系主任的会议室，同时又等于主要来自全国政协的重大任务研讨方案和设计绘图的工作室，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忙着。他的夫人林徽因和建筑系的部分教师都是他完成任务的核心骨干。那一段难忘的时间，新林院8号客厅的灯光常是彻夜通明。”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营建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为这项设计竭智尽忠呕心沥血。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
9月30日，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过意不去，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欢乐还在继续。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梁思成领着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清华园里，金色的秋风中飘扬着热血震颤的和声。
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商讨国徽图案。
梁再冰曾回忆，“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新春的鹅黄嫩绿，很快就遭遇一场冻雨。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老大哥看来，也是自己的胜利。对胜利后城市建设和规划，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是自己的义务与权利。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的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预见到北京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必然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为了迎接这个大发展，必须有一个较全面的、有远见的发展规划。承接下北京新市区设计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学建筑的，城市规划并非长项，因此请来曾在南京政府内政部营建司担任工程师的陈占祥共同商议。陈占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两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市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详加论证，认为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区放在京城西郊；而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存有众多文化遗迹的古都，应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梁思成眼中，这座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他组织编制的那份“简目”中，第一项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
“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梁陈方案”，一开始就遭到否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确定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外，还要发展为工业中心。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告诉身边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提出，应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即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他们还认为，北京的工人太少，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他们反驳了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认为那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上书中央，建议保护古城，把中央行政中心另建在北京西郊。
梁思成据理力争，提出把北京行政中心建在旧城会导致大量的拆迁，造成更大的浪费；人们城外居住，城里上班，会造成跨区域的交通问题；北京也不宜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应该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5月，梁思成卷入了一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大声疾呼：“城墙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作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四十公里的这么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梁思成不断地向北京市和中央国家领导人“冒昧上书”，提出他对中南海新建宿舍、长安街的规划，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这一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她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大声疾呼保护古城区，保护古城墙。但他们微弱而执拗的呼声顷刻间即被时代的高强音淹没。一些报刊甚至开始对梁思成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世界上最大的城墙被拆除了，梁思成唯一能做的只是多看几眼。不谙事理的梁思成不明不白地失败了。他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现在，人们不懂得她的珍贵，把她大卸八块随意糟蹋，五十年后，相信会有人后悔！”
古代中国的房屋建筑在力学上有三个特色——飞檐、藻井与斗拱。飞檐是力的延伸，藻井是力的凝聚，斗拱是力的分配。梁思成与林徽因很快又找到平衡的支点。1950年6月30日，林徽因主持清华营建系师生设计的方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当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通过时，被特邀列席这次会议的林徽因无比激动地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简称“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主持人，林徽因也被任命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他就纪念碑的设计问题写信给北京市长彭真，根据北京城故宫中轴线这一体形环境，及纪念碑所处的具体位置，并从构图原理等各个方面来分析论证纪念碑应采取什么样的体形。梁思成几次生病住院，仍与夫人一起对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作了无数次的修改。在碑的体形与环境的配合，及各细部的艺术处理上，他们反复推敲，考虑得无微不至。核心问题是寻找一种体现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的建筑形式。冥思苦想中，灵感如电光石火，骤然降临。1939年秋，梁思成曾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昆明入川，沿着岷江、嘉陵江考察，他们兴奋地发现了四川遗存的汉阙——那是汉代建于宫殿、祠庙、陵墓门侧的一种石砌建筑，状如碑，上覆檐，檐下多有斗拱……于是，他提出纪念碑的设计可参考借鉴汉阙的造型，并获得了一致通过。林徽因与助手关肇邺一起，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先后画了数百张草图，终于完成了纪念碑须弥座的图案设计和碑身的全套纹饰。回忆那段日子，梁思成曾自豪地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
北京城的破旧立新正突飞猛进。建设单位为了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状况，准备拆毁位于古城中心的团城，以便把马路修得一平二直。中国向有临水筑台的传统，如秦代长乐宫有鸿台，三国时曹操筑铜雀台，南朝金陵建凤凰台等，但这些古迹早已不存，仅见史载。唯有这座团城古台还存活在世上，而今又要遭遇不测。忧心忡忡的梁思成首先苦口婆心地说服了苏联专家，但一些行政领导却坚持非拆不可。温文尔雅的梁思成一改平素的书生气，竟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他离开会场，径直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恳切陈词。周恩来终为所动，亲到现场勘察，最终保住了团城。
梁思成的“上谏”只能保住一些“盆景”，却不能守护一座城市。北京市委常委郑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另建“新北京”是“错误思想”。这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请示中央：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同年5月9日，方案照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他不理解为什么当初解放军宁可流血牺牲也要保护下来的古建筑，现在却一定要把它们拆掉。其后不久，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在这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后来回忆：“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由梁思成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工地。
老北京旧貌不存，一幢幢高楼在主城区拔地而起。梁思成只好退而求其次，他提出旧城内建新楼，须考量中国式的“大屋顶”元素。其实，他并不赞同简单地将古代宫殿式的屋顶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筑头上。早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就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历史是一条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长河。他希望通过“大屋顶”体现“中国建筑的轮廓”，保存一点点历史的基因。
1955年，一场冲着梁思成“大屋顶”而来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愈演愈烈。一篇发表在《文艺报》上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文章写道：“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何祚麻曾在《我与自然辩证法》一文中，谈起批“大屋顶复古”之始末。他写道：
1954—1955年间，在我国的建筑工作中，曾经出现一股复古主义的美学思想，亦即片面强调在建筑里要继承民族形式，要求各个新式的建筑上都加上一个“大屋顶”，从而造成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浪费。毛主席也曾好几次说：“大屋顶”也不好看。这样一种批评建筑学中错误思潮，亦即批评梁思成教授的建筑思想的任务，便交到了中宣部。1955年，在某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部长陆定一同志写了一个条子给彭真同志，请彭真同志负责领导这一批判工作，彭真同志同意了。于是于光远同志便带了我去见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了召集有关同志开了一次动员会并做了讲话外，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便是下令在颐和园的畅观楼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共写出约十余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写得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同志所撰写的《评梁思成的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当时决定先发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3
心力交瘁的梁思成终于住进同仁医院，成了住在夫人林徽因病房隔壁的“病友”，而林徽因的生命已走到尽头。据梁再冰回忆，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告诉她：林徽因病危。梁再冰立刻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昏迷不醒。护士把住在隔壁的梁思成搀扶过来，“父亲坐在母亲的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贤良寺举行，气氛低调冷清。亲朋好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语出惊人：“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二区。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朴实、简洁，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这年5月27日，梁思成写检讨反思：
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4
1956年2月6日，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的梁思成，托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转呈一封信，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信中说：“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陪同您坐在宴会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毛泽东见信甚感欣慰，明确表示支持梁的入党申请。这件事的最终实现，尽管还有两年多的考验过程，但却使梁思成逃过一劫。1957年的“引蛇出洞”，设计师陈占样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下，被打成右派。由于彭真的出面，梁思成没有成为右派。据说，毛泽东曾问彭真：“那个梁思成保住了没有？”彭真回答：“保住了，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他还是梁任公的儿子嘛。”
免遭厄运的梁思成却从此选择了沉默。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
梁思成说过，“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也许梁思成没有料到，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建筑师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一次，梁思成听说河北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今属天津市）一座自己曾勘察过的辽代古庙被拆毁后，哀叹道：“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其诗集《一百种乐趣》中，有一篇题为《写于旅馆》。诗中写到“文物古迹的热爱者”梁思成。1945年，梁曾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为国民党政府及盟军编制敌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时，特地建议盟军在战争中要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日本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并塑铜像纪念。诗人在诗中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摄于清华大学胜因院。
京都是幸运的，
幸运而且遍布宫殿，
带飞檐的屋顶，
如音阶的楼梯。
古老而有情调，
坚硬而富活力，
它是木质的，
但从天上朝地上长，
京都是一座城，
动人的美令人落泪。
我是说真实的泪水，
出自一位先生，
一个行家，文物古迹的热爱者，
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一张绿色桌子后，
大声地说：
等而次之的城市多的是呀！
然后在座位上，
突然开始啜泣。
就这样京都获救了……5
获救的还有梁思成——这块不朽的“辽代的木头”。
（本文照片由梁从诫、李光谟等提供。）
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
梁思成、林徽因的珠联璧合，多少有些掩盖其他梁氏兄妹的光辉；也许因为梁思永早在1954年就因病去世，世人已很少知道这个名字。而在当时，梁思永是父亲梁启超最为看重的一个儿子。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蕙仙嫁给梁启超时，带了两位随身丫鬟，其中一位叫王桂荃。王氏聪明伶俐，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启超九个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里的学风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及物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他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1927年年初，他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准备毕业论文。
父亲那天的回信，从出席清华学堂欢迎李济、袁复礼自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的感想谈起，建议儿子快些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启超的信，是一点点收拢的风筝线。1927年梁思永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的所学，对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他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梁思永将研究成果写成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继山西西阴村之后，李济应邀参加中研院史语所，接替了董作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傅斯年希望以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科学”。
梁思永1930年回国后，正式加盟史语所考古组。这年8月，地质学家、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东北中东铁路一线，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9月19日，梁思永与助手王文林从北平出发，前往黑龙江。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挖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他们每天要徒步往返驻地与遗址之间。他们一共挖掘了四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到陶片约二百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十多件，从地面采集石器一百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1930年10月初，因天气渐冷，他们不得不踏上归途。这次调查成果，梁思永在1932年10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四十四页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地区刚刚兴起的考古发掘只好戛然而止。
留学时期的梁思永。
1931年1月，梁思永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是梁思成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思永三岁，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新婚燕尔，二十七岁的梁思永就告别妻子，随史语所考古组去河南，参加了安阳小屯和后冈发掘。
自1931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 “1929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1931年，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发掘需凭执照才能进行。梁思永以“侯家庄西北冈发掘领队”的身份领到了我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那之前，中国境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遗址发掘都采用按照深度来划分地层的方法，缺少科学性。殷墟的首次发掘由董作宾主持，目标在于探求甲骨，他提出了“殷墟淹没说”。第二、三次发掘，即由李济主持。他也赞同董作宾的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夏鼐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至李先生处……谈话中，我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瞪着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1这在当时情有可原。张光直曾指出，1928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梁思永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
1931年3月至5月，梁思永在后岗的发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梁思永还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作下一周的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1931年秋天，梁思永转战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地。此处遗址，是考古学家吴金鼎1928年途经城子崖意外发现的。他在断崖横面上找到一些陶片，并在随后的实地勘察中，发现了更多黑亮的陶片与石器、骨器。城子崖遗址的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经梁思永提出，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此次发掘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做试验；第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文化。”（《城子崖序》）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今日，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当时的创见。一本命名为《城子崖》的大型田野报告，1941年以梁思永、董作宾的共同署名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1932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工地野外发掘时突发疾病。开始只当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他在工地上来回奔波，不能稍离，病情未及时控制，高烧几日，遂转成烈性肋膜炎。等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时，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黏液。经加量用药和多方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仍在梁思永的病床前日夜守护。直到年底梁思永才渐渐好转，但病灶却从此蛰伏在那个寒冷的早春。
梁思永（左）与梁思成在考古工地。
1935年，夏鼐曾跟随梁思永参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他回忆说：
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2
梁思永主持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他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尹达后来评价道：“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象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曾写道，“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3
1935年，梁思永（右）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左）。
战争爆发后，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李济受教育部委托，调查故宫文物迁运情况。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自南京转长沙，再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一路上，最犯愁的是历次考古发掘的物品。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梁思永领着史语所同人，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每次转移，梁思永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地押运到目的地。到达昆明后，青年研究人员劳榦、陈述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但旅途劳顿并未换来长久的清静。1940年10月底，为摆脱敌机轰炸，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梁思永一家，租赁李庄镇羊街八号罗南陔家暂居。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江边。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那情景颇像他创立的田野工作站制度。2003年，我从当年的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老人处，了解了当年的情景：
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人称“小孟尝”。听说梁思永身体不好，父亲诚恳相邀：“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满意？”梁思永遂住进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博院主任李济的一家，他父亲是词人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号“植兰书屋”，院子的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二三百盆兰花，清幽清幽的，空气好，正适合梁思永养病。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羊街8号院内。
我父亲留了一间屋自己住。好管理兰花。我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其余腾给了梁思永。书房里两边是窗，一边是张老式书桌，可作办公，一边是张老式梳妆台可供梁师母梳洗化妆用。中间一张老式大床，一壁一个空着的大书架，可放上千册的书。一边是一个旧式的食品柜和大衣橱。梁思永一家很满意这个环境。
梁思永曾到重庆去治过一段时间的肋膜炎。那是抗战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时间，梁思成每隔几天要来弟弟家一趟，看缺不缺什么，有时也捎点菜来。
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的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4
那段岁月，我曾采访过梁思永先生的独生女梁柏有。那时她仅七八岁：
当时我们住在李庄的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圆树花椒树。罗家住前院，我们家住后院。后来我们搬到板栗坳的茶花院。记得家里一屋子的头盖骨，很害怕。父亲成天在人头骨和各种陶罐之间敲敲打打，修修补补。
我母亲叫李福曼，是我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她是贵阳人，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在北京协和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后就没再工作，主要是照顾我和父亲。我开始在李庄镇中心小学读书。后来读板栗坳的子弟校。生活怎么苦我没感觉到，应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跟董作宾伯伯的儿子董敏、董兴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从诫从台湾带回一张照片，是当年板栗坳我们一群孩子的照片。有一张父亲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长，样子很憔悴。记得病床上，他让我站在他床头背《史记》，背不出来，就让我自己去拿尺子来打手心。5
史语所的档案里，留下了贫病交集的梁思永高尚清正的背影：
弟不拟申请子女学校费用，谨将申请表等奉还。
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
当今流行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那个年代，梁思永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仗义轻财，淡泊名利的典型。
搬到板栗坳后，梁思永虽只是室内伏案，但拼命精神仍不逊田野。石璋如曾这样回忆：
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6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并言及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7
梁思永与女儿梁柏有在李庄镇去板栗坳路上的高石梯。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永就得了肋膜炎，到1941年病情突然加剧。当时他的妹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她们在广东祖父家里暂住时，收到梁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
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 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ay happen 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用英语写成的部分也就是最机密的内容，梁思成显然不愿让家人有更多的担心。
考古组主任李济兼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常住山下，考古方面的很多事都靠梁思永担着。梁的卧病对傅斯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42年4月29日，傅斯年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的信中写道：
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8
病榻上的梁思永，除了强撑病体坚持写作，更多的时间是枕上阅读。史语所的档案里，有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李庄求购或借阅的一批便条，计有：日文书籍十二种、“康导月刊”一卷一期至四期、《康藏史地大纲》两种、《西昌县志》、刘泽荣编《俄文文法》、商承祚著《长沙古物闻见记》、东方书社出版的《现代西藏》、《蒙古音史》及中华自然科学社监印的《西康科学考察团报告四——地理气象组报告所附各图》一份，等等。读夏鼐1943年日记，10月31日“上午与高晓梅（高去寻）君同往谒梁思永先生，病后已一月多未曾见面。梁先生颇注意康藏方面的史地，谈话中常提及此题目”。9史语所与中博院等单位合组川康古迹调查团及西北史地调查。梁的阅读动机当是为此作准备，只是因身体的缘故未能成行。但他的阅读定然给参加田野调查的同事提供了文案支持。
梁思永在李庄度过了漫长的五年，病榻上的学人给李庄留下了瘦削而坚强的背影。李庄永胜村的李婆婆至今还叫得出梁思永的名字：
我们喊他硬人，他不出门，天天在家写书看书。把馒头切成片，在烀碳火上炕一下就吃。后来，他得了病，把肉炖成丝丝，把馒头掰碎泡在汤里吃。有一天，梁先生说我要走了，只要一两个月就要回来。他是抬起走的，铺盖笼到头，滑竿一直平起抬，从高石梯抬到李庄街上，大船载到重庆住院。10
抗战胜利不久，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若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一侧肺萎缩下来，健康的一侧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梁思永极度兴奋，在各方的关照下，他赴重庆医治。当时，光复东迁，交通紧张，史语所的档案中有1945年10月22日恳请民生实业公司解决船票的函件：“本所专任研究员梁思永君梁君夫人及医师徐德言君拟搭乘贵公司轮船由宜赴渝，祈惠予保留官舱铺位三个。”
病榻上的硬汉。
为梁思永整理遗稿的高去寻，摄于20世纪40年代。
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滩岩医院，在胸外科专家吴英凯的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交通部长俞大维，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担架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的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的名义发电报让在北平的妻兄俞大绂帮忙接机。一到北平，梁思永即由俞大绂等四人抬下飞机，专车护送到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大总统黎元洪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居住、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1948年中研院选举院士。2月20日，董作宾在致胡适的信中，特别言及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选举。董作宾表明，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的院士的机会，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至于后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8月5日，梁思永致信南京的李济说道：“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烛光燃尽前，与史语所同人的最后一次通信。
1948年年底，史语所迁往台湾，梁思永留在北京。他虽然已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国共战争的消息。1950年8月，他被新生的红色政权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一职，因此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压在梁思永身上。尽管他的病躯已不能从事田野考古，但他仍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在家中主持所里的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郑振铎）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完成了《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永（拄杖黑衣者）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同人。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出现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据吴荔明讲诉，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李福曼）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4月2日梁思永逝世，年仅五十岁。
岁月如梭，渐渐地，梁思永已变成书页里一个发黄褪色的名字。2004年9月11日，我去北京，在八宝山公墓凭吊先生。梁思永的墓地在八宝山的东侧，墓地是兄长梁思成所设计。汉白玉的边界，汉白玉的台阶，汉白玉的墓碑，造型庄严简洁。墓碑呈斜面，刻着郭沫若的字迹：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之墓。在他的近旁，是他的嫂子林徽因的墓地。也许是因为梁思永职务的缘故，没埋进梁启超墓园，没能与父母兄妹在一起。围绕在周围的多是在革命和建设中牺牲的军人。我在他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深深地三鞠躬，默默离去。第二天，我如约去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家。梁柏有性格豪爽，也许是常年伺候年迈耳背的母亲，说话声音较大：“父亲在世时，常年生病，母亲就一直照顾父亲。直到父亲故去后，母亲才去中科院历史所工作直到退休。”知道是四川的客人，保姆把轮椅上的老太太推出来。老人九十七岁了，还能看报，看小说。我拿出签字本，老人拿起笔，颤巍巍地签上：“不忘李庄。九七老人李福曼。”
也许，梁思永死不瞑目的一件事，是1948年史语所迁台时，运走了当年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他去重庆动手术之前，尽管只完成报告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但却是他在烽火战乱中的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名山大业。夏鼐日记中，记有1944年1月2日他将赴西北考察前，梁思永的一段话：“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的，不过是时日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成的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仍劝他休息三四年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大夫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11
考古学家梁思永。
1954年，作为西北冈发掘的领队兼报告撰写人梁思永过世。得讯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委请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整理梁的遗稿。 自1958年开始编撰西北冈第1001号大墓起，到1976年出版大墓1550号，高去寻前后历时十八年，他把梁思永先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12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原因是梁思永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认定；经过岁月磨灭，当年手绘的插图已经褪色，有些还被误认为白纸；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琐碎而繁杂。以篇幅而论，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原作的八十倍，然而他却在出版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排在后面的辑补。这“辑补”两字蕴涵了高贵的学术道德。梁先生似可含笑九泉了。
（本文照片由梁柏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
李济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他以“刚毅木讷”的禀性和“强力努行”的治学态度，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表明：“一把铁锹在其他古国可以发现奇迹，在中国同样可以发现奇迹。”如果说他是推进“科学在中国生根”的实践者，胡适则是思想启蒙的大师，“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两人殊途同归，在强调知识需要实证，需要科学的考据方法这点上，有着极大的共识。
李济字济之，胡适字适之。“济”有调济之说，“适”有适应之意。有趣的是这两位留美的洋博士人生偶有交合，晚年还一起在中研院共事，李济出任代院长、副院长，协助中研院院长胡适。然两人的家庭出身、性格禀赋、成长经历、受学背景、治学方法又各有不同，济之未必适之？李光谟曾评论父亲李济与胡适的关系，“学术观点相近且不太隔行，政治观点大致相同。说老友尚可，称至交则未必。”
胡适比李济长五岁。他们最初的交往是以丁文江为纽带，二人都是丁的朋友。李济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据他回忆，胡适最初只是对他“所研究的这一行感到有兴趣……常常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不少的鼓励”，而自己对胡适也“只是单纯的佩服而已”。那时，李济是中研院史语所三组主任，胡适是史语所通信研究员。但胡适对李济的工作颇为支持。他后来的秘书、史语所当年的事务员王志维谈道，20世纪30年代，胡适特别关切史语所的安阳田野发掘及图书资料出版，曾促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1补助安阳田野工作及考古报告出版的经费。1928年史语所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中断合作后，中基会董事胡适还特地建议把当时基金会在全国唯一的文科讲座教授评授给李济；此后中基会每年还补助史语所考古组一万元工作经费。有了这种支持，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才能支撑下去。
1960年，胡适与李济在“中研院”史语所办公楼前。
胡适与李济在政治上的结盟与行为上的互动是在1934年，两人分别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 1932年年底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那年年底，李济因史语所拟迁上海事由北平赴申。在与杨杏佛接触过程中，李济了解了“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内容，接受了“同盟”执委会的委托，同意回去后筹建“同盟北平分会”。其后，蔡元培又力邀胡适加入“同盟”，并委托胡适在北平负责设立分会。1月30日，同盟北平分会在北平市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成立，与会者胡适、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陈博生、成舍我等人多是曾留学欧美的学者。杨杏佛以宋庆龄代表的身份到会祝贺。胡适在开场白中明确阐述了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人权观念，最后说道，“我们成立此会目的有三：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此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兰，我们要营救他们。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设法保护。”2分会选出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鸿隽、蒋梦麟、李济、马幼渔等人为执行委员，选举胡适为分会主席，李济为副主席。
2月4日，胡适在他住家的北平米粮库四号，收到同盟上海总部的一封英文快信，里面有宋庆龄署名的英文信、宋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的信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两封控诉书等。控诉书痛诉政治犯在狱中备受折磨，史沫特莱据此以个人名义要求北平分会立刻营救，并在末尾声称已将控诉书全文公布，“除非你们分会迅即采取步骤，那些犯人将要受到重刑虐待。”恰恰在四天前，胡适和杨杏佛、成舍我等刚视察了那个反省院，了解到犯人最感痛苦的乃是带脚镣、伙食差，但没有提到私刑。胡适还与一个名叫刘质文的犯人用英语交谈，他也没有任何暗示。2月1日，杨杏佛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只谈到上述两点。3按说，同盟上海总部收到控诉书后，为慎重起见，理应向北平分会核实后再行决定，现在却贸然刊登；还有史沫特莱信尾的那句话说，如果北平分会不照办，就要为犯人遭受迫害承担罪名。这岂不形同胁迫？胡适当天就把这两层意见写入信中，准备寄往上海总会。4信未发出，胡适便在次日的英文报纸《燕京新闻》上读到了那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署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种种迹象坚定了胡适的判断，他在第二封信里认为，上海总会收到的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他指出：“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进一步表态，倘若一二私人能够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则北平的朋友们“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5胡适不赞成上海同盟会总部的逻辑推理：“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既然中国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那么每一所中国监狱都存在拷打；北平的反省院里一定存在酷刑拷打。他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既然没有获得北平反省院严刑拷打的直接证据，就无法扭曲具体去迎合那个哪怕是正确的抽象。2月5日，胡适写了一封致成舍我、李济、陈博生三人的信，大意是说：收到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信，以及署名“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呼吁一篇，感到失望；已作长信（4日、5日）致蔡元培、林语堂。胡致蔡、林的长信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一二私人擅用“同盟”执委会名义公布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现将原信及回信送成、李、陈三人“大鉴”，如蒙同意，请成君留一副稿，将原信快邮寄出，如三位认为应召集执委会讨论，“乞示知”，云云。6
胡适的上述两封抗议信经过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成舍我、李济、陈博生传阅之后，由成舍我用航空快邮寄往上海。信中胡适表示“是绝对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于3月4日将他开除了。胡适被开除后，李济以及四十余位教授、校长组成的同盟北平分会也在3月28日停止了活动。从蔡元培、林语堂二位在2月13日致胡的信中可以证实，他们已及时收到胡的长信。这就间接证明，李济与成舍我、陈博生三人是同意了胡适信中的意见的；否则就会把信留下，要求执委会讨论。因此可以推断，他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认胡的长信的最后一段话的精神，愿与胡适共进退。
以上只是胡适与李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契合。他们彼此真正地了解，是即将离开大陆前的1948年，在武汉共同度过的几天日子。那年10月，李济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与北大校长胡适联袂赴武汉讲学。《胡适日记》中写道：“1948年10月1日早七点出门，邀了李济之同到国际联欢社，与周鲠生、熊□□（此处原文为方框“□”）同到招商局码头，搭小火轮上江泰轮船。十一点后，始开船。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夜，自南京坐轮船往汉口，到今天已十一年。”李济在武昌和汉口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之初期》和《日本一个月》。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武汉大学讲坛上时，大礼堂挤满了听众。校长周鲠生站在讲台正中，环视全场，微笑致辞：“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跟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7
此行的朝夕相处，胡适曾向李济介绍了一些生活小常识，比如建议演讲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还讲到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等。当时，他们比邻而居，共用一个浴室。有一天李济问胡适，你这么累，何不洗个热水浴？胡回答，太累了，洗完后没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烦工友，免了吧。“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言），李济反躬自省，自己似乎就没考虑得这么细微。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之旅，只是无论李济还是胡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在大陆最后的光影。
李济、胡适、董作宾、芮逸夫（从右到左）视察台湾“中央研究院”筹建院址。
1948年年底，李济随中研院押运文物去了台湾。第二年，胡适去了美国。
20世纪50年代初，胡适常到台湾讲学。1952年至1953年间，李济正在写一篇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论文，因缺乏参考材料遂向胡适求教。胡适介绍他去翻阅朱子的《跪坐拜说》，李济后来一查果然有用，从而完成了《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国人跪坐的历史。李济由此对胡适的学识渊博和读书用功深感钦佩。胡适对李济的这篇考证文章也报以好评。
1957年秋，朱家骅请辞中研院院长一职。年底，该院评议委员会投票，选出胡适。蒋介石签署院长任命书，并致电催其尽快到任。胡适回电称病，要求先任命李济为代院长，得蒋允准。到1958年春，李济领导的该院第三届院士大会筹备工作告一段落，胡适始到任履新。院长一职，因有李济慨然“济之”，遂有胡适欣然“适之”。西方有一则寓言：两只刺猬在寒冷的冬天，要相依取暖，相互间得保持适当的距离，若距离太近，各自的刺或将对方刺得鲜血淋漓。胡适与李济原来遥相辉映，从此成为同事，会不会也有“刺猬难题”？
回台湾定居前，胡适从美国写信给史语所所长李济，拜托找一小块位于傅斯年图书馆附近的地，他想买下盖几间小房潜心读书，但绝不要所里补贴。以胡适的地位和影响，李济感到兹事体大不得擅专，遂报告了中研院总办事处。最后呈报到台湾最高当局。蒋介石向来对士林领袖优渥有加，如抗战时曾以高车驷马迎送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此后又曾拨专款为钱穆在台北市建外双溪素书楼。于是蒋氏下令拨一块地盖一幢小房赠与胡适，经费由自己的稿费中列支。李济未料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只得听之任之。胡适得知此讯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8最终结果，似无更多的材料。但显然这件事胡适对李济有怨尤，或许觉得有损自己的清誉，尽管李济没有责任，但毕竟是当事人。或谓“济之不济”。
1958年，胡适从美国赴任“中研院”院长，李济在台北机场贵宾室迎接。左起李济、胡适、胡柏棠（胡适之孙）。
胡适回到台湾直至逝世的近四年时间里，他是中研院的院长，李济是中研院副院长兼史语所所长，二人大体保持了信任、配合和支持的态度。但也有诸多不适。李光谟在《胡适与李济》一文中曾说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和中研院代院长时，“多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对待研究院某几任总干事，关系十分紧张，乃至无法共事”。其中即有杨树人。
1961年10月4日台湾《大华晚报》的一篇有关中研院账簿不清的报道，引起媒体关注，并导致中研院评议会秘书杨树人辞职。杨是前任中研院总干事，对院里情况熟悉，对经济问题也有研究。胡适本想请他回任总干事一职，他因身体缘故，一再谦让，而任评议会秘书，却仍帮助中研院处理经费的运用。所谓“账簿不清”的谣言，使杨树人深受牵累。胡适虽写信劝留，仍无济于事。在这一年的5月，胡适说：“我接事以后第一次主持院务会议时，看见□□□（此处原文为方框“□”）那种令人讨厌的态度，我就晓得树人是没有法子帮忙了。树人不是不肯为我帮忙的，他连一个车马费也不要，他是早已决定不预备长久帮忙；除非□□□（此处原文为方框“□”）大彻大悟，否则，树人是无法来担任的。□□□（此处原文为方框“□”）的态度真叫人讨厌；但人倒是不坏，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替别人想想。”9方框的三个字即李济之，因为用人问题的分歧，遭致胡适对李济的严厉批评。然而，三个月后，在胡适的去世原因上，李济受到更多的腹议与指责，还有人危言耸听地称李济对胡适曾“临门一脚”10。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研院在台北南港召开第五次院士会，应邀来宾到了一百多人。胡适主持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新增选七位院士。中午，招待院士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据说，胡适事前吩咐过秘书王志维：“人文组请副院长李济做代表发言，如果婉辞不必坚持。”
酒会上，胡适首先致辞，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与胡适的高调不同，接下来李济的讲话语调低沉：“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后来吴大猷和胡适的发言均认为李济的想法太过悲观，不免让人气馁。不久，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倒地身亡。
在场的近代史学者吕实强，在《忆胡适最后的一次讲话》中这样写道，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到麦克风前致辞”。接着，胡先生邀请讲话的“第一位是凌鸿勋先生”，“接着起来讲话的为李济先生”。他说，“……去年十一月间，胡先生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发表了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其中的内容，虽然有些小的地方和我的看法并不全然相同，但大致我都是赞成的。谁知却引起很大的讨论。”李济讲完，胡先生说，在台的院士就只请两位（指凌、李），国外的院士，一位是从三位物理学家中推定的吴健雄，另外一位则请刘大中。“吴健雄表示，在中午时他们已推定吴大猷，于是胡先生便请吴大猷先生”讲话。吴大猷讲完，继之，胡先生再请刘大中讲话，刘客气，只谢谢“中研院”送他的书刊。“于是胡先生再起来讲话。这一次，他的心情相当的激动，这主要应该是因为李济先生对于国内的科学发展，感到悲观，并且提到他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后，遭受许多人的批评和攻击。本来他的心情便相当低沉，只是因为开院士会议，尤其是吴大猷、袁家骝、吴健雄、刘大中等院士的到来，使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所以在酒会开始时致辞，能够平和愉快。但李济的讲话不免使他再陷入低沉”。“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现在想来，倘若胡适就此打住，不再讲下去，不让自己继续激动，或许后来的事也就不会发生。“先生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刹住，也许感到不适了”，胡适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回去了。先生还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向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出手来扶他，已来不及了……
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时，胡适生前最后遗照。
胡适辞世后，蒋介石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劝她好好保重。27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是公开瞻仰死者遗容的一天，蒋介石前来吊唁。鲜花、挽联、祭幛、花圈、哭声和哀乐，整个台岛哀荣备至。
在悼念胡适的追悼会上，李济送的挽词只是三句小诗：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挽词的出处，是丁文江生前最喜欢的两句名言，傅斯年在纪念丁的文章里引述过，“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这三句话是从一本书里摘录下来的，英文是“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当年丁文江曾请教过胡适怎样翻译才好，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把这段话译成了如下白话韵文：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李济的挽联，既是对1936年去世的丁文江，1950年去世的傅斯年和新逝的胡适的共缅，也是一种自勉。古人谓“既念逝者，行自悼也”。
也许胡适最初的预感是正确的，那就是根本不能让李济讲话。于是，围绕胡适的死便有各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胡适的病情发作，是受了围剿的刺激，而李济就是参与围剿的一类人。也有更多的人指责李济不该在那种场合唱对台戏。11
李济为何要讲那些话，那些话是否冲犯了胡适？回答这些问题得研究李济在1962年2月24日前后的心态，也要追踪他的思想根源。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12这些观点深深地刺激着李济。1952年8月，他在为石璋如编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时说：
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13
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他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同时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旧教育的核心是从写八股到对对子。沉浸在巧妙工仗对联中的心灵，不易接受逻辑思维。使用由对联塑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对推进科学思想会产生许多不便；现代科学思想不迷信文字威灵，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文字始终只是工具；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14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去世的那一天）。李济向海外与会院士解说安阳出土器物的情景。左起：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李济、刘大中、李光宇。
李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充满忧患意识，但批评的目的仍是对未来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15
促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李济一贯的思想主张和行为动力；而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也是他内心难以消除的紧张和焦虑。1962年1月，值蔡元培诞生九十五周年，李济作了《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的讲座。他说，“把中国上古史这五个字连缀在一起，就构成一大串与自然科学分不开的问题。”他向史学家提出三条参考意见：“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这里指的是伪科学以及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的“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61962年2月，李济在亚洲史学家第二次年会上作题为《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演讲。他主张“‘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问题这个当今在美国很时髦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他倾向于认为，“这样独特的一类中国的人类学问题由中国学者来处理要容易些”。17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可以说是李济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发生在2月24日中研院酒会上的那件事，不是李济故意抢白胡适，蓄意跟他唱对台戏，而是他以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再一次警醒世人。
李济1954年摄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过去人们将李济归于科学家、考古学家一类，此后，人们发现李济的思想也异常深刻睿智。很多年后，陈省身在一篇文章中谈道，“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第三流科学家有几人？日本汤川教授在做成meson（介子）的工作以前，没有离开过日本。相形之下，当知努力所在了。”18
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的一本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走红。书中一篇题为《你这样回答吗？》的附录，以直陈弊端的深刻脍炙人口。那是柏杨夫人张香华跟一位传奇的神父司礼义19的对话录，谨节录两段：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张香华）接着问。
李济在办公室研究安阳出土文物。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他说：“其实，以上意见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一个洋神父的话，与李约瑟、爱因斯坦的观点相似，经他们的嘴一说出，仿若金科玉律。而李济深邃的思想，即使在胡适及其朋友眼里也悲观得不合时宜。我们民族的面子观念，又一次不幸被言中了……
（本文照片由李光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注释
国立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
1 陈存恭、陈仲玉、任玉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版，302页。
2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引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1页。
3 1948年11月15日，《夏鼐日记》卷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15页。
4 转引自岳玉玺等，《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291页。
5 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74页。
6 岳玉玺等，《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292页。
7 《北大又面临灾难胡适自认“逃兵”在京校友校庆会中沉痛致词》，载《申报》1948年12月18日。
8 《申报》1949年1月14日。
9 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819页。
10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史语所档案（以下简称“所档”）：台2-88、92。
11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94页。
12 转引自李东华，《从往来书信看傅斯年与夏鼐的关系：两代学术领袖的相知与传承》，《古今论衡》第21期，2010年12月。
13 1949年5月4日，《夏鼐日记》卷4，238页。
14 全汉升，《回首来时路》，《新学术之路》，487页。
15、16 《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60页。
17 《欢迎李四光归国抵沪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盛会》，载《申报》1950年4月11日。
18 《中国博物馆》2000年3期。
19 1950年6月21日，《夏鼐日记》卷4，305页。
20 1950年7月29日，《夏鼐日记》卷4，313页。
21 1954年4月11日，《夏鼐日记》卷5，83页。
22、23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4 1952年8月2日《夏鼐日记》卷4，498页。
25 1952年12月31日《夏鼐日记》卷4，526—528页。
26 葛剑雄整理，《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
27 《人民日报》1954年1月15日，作者张沛。
28 朱正，《1957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一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9 陈存恭、陈仲玉、任玉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319—320页。
30 1949年7月10日，《夏鼐日记》卷4，249页。
31 所档：李6-1-16。
32 所档：台2-2。
33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3页。
34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22页。
35 原载1950年1月30日《台大校刊》第55期，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76页。
36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74页。
37 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244页。
38 所档：北16-7。
39 所档：北16-9。
40 张春树，《温旧业、念恩师——附论民国史学》，《新学术之路》，975页。
41 李扬编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史》，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1998年版。
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1 在美国主要研究印第安人小语种，归国后主要研究藏缅语、马来语、倮倮语等民族语言。
2 所档：元234-9。
3 所档：Ⅲ：202。
4 所档：Ⅲ：205。
5 旧称彰德。
6 所档：元23-32。
7 指民国政府首都南京。
8 傅斯年致史语所电，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145页。
9 参看本书《至刚至柔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一文。
10 “如”字疑为“尚”字之误。
11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册，245—246页。
12 同上，244页。
13 1935年4月7日，《夏鼐日记》卷1，310页。
14 所档：元23-33。
15 所档：考4-6-11、12。
16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7—248页。
17 所档：考4-8-5。
18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9—252页。
19 同上，181—182页。
20 同上，253—259页。
21 所档：元23-35、36。
22 所档：元16-1。
23 董作宾，《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丁文江这个人》，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83页。
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
1 俞大綵，《弟弟：你去得太突然了》，《联合报》，1977年6月2日。另外，关于俞大綵的生年，多说1904年，据此文中述她比大纲长一岁，大纲生年为1908年，故俞大綵应为1907年生人。
2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17页。
3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4 朱仲辉，《怀念傅故校长孟真先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42—44页。
5 所档：考12-8-16。
6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18页。
7 转引自岳玉玺等，《傅斯年——一代大气磅礴的学人》，66页。
8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233页。
9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19页。
10 朱仲辉，《怀念傅故校长孟真先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42—44页。
11 《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1061—1066页。
12 李静，《才性超逸校雠大家——任继愈谈王叔岷》，《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22日。
13 马学良，《走进历史的足音》，《新学术之路》，863页。
14 邓素华讲述，岱峻专访，2003年5月12日李庄桂花院。
15 罗筱蕖口述，岱峻专访，2004年6月25日宜宾上江北红丰路17号。
16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19页。
17 ［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版，153页。
18、19 程沧波，《记傅孟真》，载台湾《新闻天地》第156期。
20 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5年版，120页。
21 杨志玖，《我在史语所三年》，《新学术之路》，781页。
22 岳玉玺等，《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269页。
23 所档：李18-15-19。
24 张汉青讲述，岱峻专访，2002年10月7日李庄。
25 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5年版，130—131页。
26 1947年6月26日，《夏鼐日记》卷4，131页。
27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17页。
28 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744页。
29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23页。
30 《亲友怀念傅校长》，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FuSsuNien/memory.html
31 陈若曦，《外文系的师长》，《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版。
32 李田意，《我所认识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新学术之路》，943页。
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
1 资料出处：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
2 所档：昆14-66、67。
3 杨志玖，《我在史语所的三年》，《新学术之路》，783页。
4 任继愈，《竹影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5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222页。
6 所档：I1248。
7 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新学术之路》，819页。
8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192页。
9 资料出处：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184—185页。
11 罗常培，《沧洱之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2、13、14、15 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47—49页。
16 李孝定口述，陈昭容记录，《我与史语所》，《新学术之路》，909页。
17 罗常培，《沧洱之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8 李孝定口述，陈昭容记录，《我与史语所》，《新学术之路》，909页。
19 1949年后，“罗罗”族改称“彝族”，本书所写的“倮”或“罗”等词汇，皆沿用旧称。
20、21 罗常培，《沧洱之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情随春草绿缘定山坳间
1 董作宾，《香樟豆谣》手抄本，由其子董敏先生提供。
2 王汎森，《逯钦立与〈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新学术之路》，777页。
3 1991年3月4日罗筱蕖致罗萼芬信。
4 1990年10月3日罗筱蕖致罗萼芬信。
5 罗筱蕖讲述，岱峻专访，2004年6月25日，宜宾上江北红丰路17号。
6 罗萼芬讲述，岱峻专访，2003年10月10日，李庄罗宅。
7 指四川地方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的部队。
8、9 王汎森，《逯钦立与〈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新学术之路》，777页。
10 文中的“均一”指吴定良，系中研院体质人类学筹备处主任。此机构系从史语所中析出，迁到镇上。所档：李13-5-31。
11、12、13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14 罗萼芬讲述，岱峻专访，2003年10月10日，李庄罗宅。
15、16 张伯森讲述，岱峻专访，2002年10月12日，宜宾正气巷宿舍。
17、18、19 杨志玖，《我在史语所的三年》，《新学术之路》，783页。
20 张彦遐讲述，岱峻专访，2002年11月2日电话记录。
21 所档：李43-3-1。
22 张彦遐讲述，岱峻专访，2002年11月2日电话记录。
23 书信、诗词均由罗萼芬提供。
24 张彦遐讲述，岱峻专访，2002年11月2日电话记录。
25 罗筱蕖讲述，岱峻专访，2004年6月25日，宜宾上江北红丰路17号。
26 罗萼芬讲述，岱峻专访，2002年10月6日，罗宅。
27 杨志玖，《我在史语所的三年》，《新学术之路》，783页。
28 陈漱渝，《侧影——参观台北胡适故居》，《作家文摘》2005年3月10日。
29 张彦遐讲述，岱峻专访，2002年11月2日电话记录。
30 周天健，《李光涛先生行述》，《新学术之路》，475页。
龙性难驯多怀激烈
1、2 转引自张天民，《游寿先生百年祭》，黑龙江省文史馆“馆员丛书”，http://www.hljcsswsg.gov.cn/gycs/showbook.aspbookID=11。
3 游寿，《我的临池简述》，1982年。
4 程千帆选编，《沈祖棻创作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217页。
5、6 转引自王立民，《游寿传略稿》，http://www.boguzhai.com/wlm/lw02.htm。
7、8 转引自王立民，《沙溪畔曾经来了位女农夫》，《北方文学》2009年第6期。
9 游寿，《善斋青铜器整理回忆》，1983年。
10 《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1061—1066页。
11 游寿，《善斋青铜器整理回忆》，1983年。
12 游寿的《伐绿萼梅赋》及《山居志序》两文，皆引自王立民提供的原作复印件。断句为本文作者。
13 《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1063页。
14 程千帆选编，《沈祖棻创作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217页。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1 游寿，《善斋青铜器整理回忆》，1983年。
2 《夏鼐日记》卷2，90—103页。
3 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中华丛书出版编审委员会，1960年版，76—77页。
4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314页。
5 沈道初，《女考古学家曾昭燏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7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6 索予明，《烽火漫天拼学术——李庄时期的中央博物院》，台湾《故宫文物月刊》2006年第2期。
7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15—16页。
8 曾清、张蔚星编撰，《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南京博物院，2009年版，143页。
9 索予明，《烽火漫天拼学术——李庄时期的中央博物院》，台湾《故宫文物月刊》2006年第2期。
10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245—281页。
11 李光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翻译家。
12、13 李光谟讲述，岱峻专访，冯志整理。2004年9月14日，北京。
14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38页。
15 1945年1月4日傅斯年日记，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版，17页。
16 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李济文集》卷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7页。
17 曾清、张蔚星编撰，《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143页。
18 同上，144页。
19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351页。
20 曾国荃（1824—1890），湘军主要将领之一，清朝大臣。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九弟。
21 李光谟讲述，岱峻专访，冯志整理。2005年9月1日，岱峻寓所。
22 曾清、张蔚星编撰，《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
23 刘敬坤，《关于曾昭燏先生》，上海《文汇报》，2007年6月18日，第11版。
24 1965年1月18日，《夏鼐日记》卷7，85页。
25 《陈寅恪集·诗集》，165页。
林徽因：错位的“太太客厅”
1 萧乾，《负笈剑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版，35—46页。
2 ［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 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235页。
4 ［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25页。
5 梁从诫，《血祭长空英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6周年》，《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5日。
6 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252页。（作者对此处译文略有修改。）
7 ［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29页。
8 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261页。
9 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8—200页。
10 所档：杂23-10-25。
11 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00—201页。
12 ［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268—269页。
13 林徽因，《林徽因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4 ［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40页。
15 同上，160页。
16 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259页。
17 2005年8月8日梁从诫致岱峻信。
18 ［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68页。
19 同上，171—172页。
20 同上，168页。
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
1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99—107页。
2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版，22页。
3、4 1935年5月8日，《夏鼐日记》卷1，320页。
5 《夏鼐日记》卷2，90—103页。
6 所档：考12-3-1。
7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317—318页。
8 1943年7月19日，《夏鼐日记》卷3，123页。
9 1943年2月21日，《夏鼐日记》卷3，159页。
10 所档：李38-4-4。
11 1944年5月31日《夏鼐日记》卷3，123页。
12 所档：李38-4-20。
13 所档：李38-5-8。
14 所档：李38-5-11。
15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322—323页。
16 1946年3月6日，《夏鼐日记》卷4，29页。
17 1947年2月13日，《夏鼐日记》卷4，103—104页。
18 李东华，《从往来书信看傅斯年与夏鼐的关系》，《古今论衡》21期，2010年12月。
19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17—319页。
20 1948年12月1日，《夏鼐日记》卷4，218页。
21 所档：台2-31、71。
22 1949年5月4日，《夏鼐日记》卷4，238页。
23 宋广波，《从〈日记〉看夏鼐的学术人生》，《中国文化》2011年10期。
24 《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75—76页。
25 《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4页。
26 资料出处：《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考古》，1959年1期。
27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186—187页。
28 同上，288页。
29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历史》，《考古》，1972年2期。
30 日本《丝学》杂志1968年第3期，187—194页。
31 ［日］池田宪司，《一粒茧に魅せられて》，《季刊中国》1987年第10期。
32 ［美］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
33 《专家河东论虞舜》，《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5日。
34 华梅，《古代服饰》，“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35、36、37 《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38 2006年2月23日笔者电话采访李光谟先生。
39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40 1979年8月15日，《夏鼐日记》卷8，335页。
41 《夏鼐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210—214页。
42 夏鼐，《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原载《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7日，第6版，《泱泱》副刊第638期。
43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218页。
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
1 朱祖希，《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中华书局，2011年版。
2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
3 董驹翔、董翔薇编，《哲人忆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269—273页。
4 梁思成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二版。
5 ［波兰］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写于旅馆》，李以亮译，《南方周末》2012年2月9日，第二十三版。
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
1 1937年2月22日，《夏鼐日记》卷2，95页。
2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324页。
3 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夏鼐文集》（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228页。
4 罗萼芬口述，岱峻专访，2002年10月9日，李庄。
5 梁柏有口述，岱峻专访，2004年6月29日，北京。
6 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新学术之路》，353页。
7 李光谟辑，《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抽印本，1997年5月。
8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242页。
9 1943年10月31日，《夏鼐日记》卷3，141页。
10 李素华口述，岱峻专访，2002年10月9日，李庄。
11 1944年1月2日，《夏鼐日记》卷3，151页。
12 杜正胜，《通才考古家高去寻》，《新学术之路》，677页。
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
1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称“中基会”）成立于1925年。美国国会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并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款项交给“中基会”掌管，其任务是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基会”首任董事会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中国董事有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学者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贻春、丁文江等。
2 《大公报》，1933年1月31日。
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35页。
4 1933年2月4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178—180页。
5 同上，181页。
6 同上，180页。
7 曾昆吾、王孔旭，《周鲠生与胡适轶事》，《武汉大学校友通讯》。
8 《胡适书信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341—1342页。
9 胡颂平编，《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173页。
10 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
11 参见胡颂平编，《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299—300页；杨金荣，《角色与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336—340页。
12 1953年4月23日给J.S.斯威策的信，《走近爱因斯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87页。
13 李济，《石璋如〈考古年表》序》，《李济文集》卷5，131页。
14 李济，《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李济文集》卷5，18页。
15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328页。
16 《李济文集》卷1，415—416页。
17 《李济文集》卷1，309页。
18 《学算四十年》，《传记文学》第5卷第5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
19 Paul L-M. Serruys，比利时裔美国人，曾是赵元任的弟子，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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